早上看了德国的Stern杂志发表的摄影师Mathias Braschler & Monika Fischer 组合拍摄的“中国人”,我猜想很多人都不会喜欢他们这组作品,cfp的图片编辑崔劲辉就提到,“有人说,照片中的中国人看上去都“不太高兴”,这样不太好;有些人说,外国还是在带着有色眼睛看中国,他们选取的都是底层的劳动者。”
其实我对这些照片的第一印象是——二流摄影师的作品。(我很反感这种为摄影师们分流分等级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暴力的专权式话语方式。这种粗暴的把人分类的说法令我感到恐惧——这是tintingwong的留言,他说的是对的)
不过,当我浏览了这个摄影师的网站,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对摄影组合一直在做肖像方面的体裁,他们拍摄了“东德人”、“瑞士人”甚至还拍摄了“美国人”,这些题目简直能够吓死人,但是他们却用最简单的思路切入,操作方法一成不变:找这个国家各种典型身份的人,甚至是满足人们刻板印象的那些人物,比如瑞士就是滑雪者,美国就是牛仔,中国则肯定是农民工、新富,然后寻找一个典型环境,用足灯光,用影室肖像的拍摄方法,拍一张很严肃的照片,就这样持续不断地工作。上面我们看到那个中国人系列似乎就是他们的最新作品。
中国人绝对不会这么干,脑袋瓜一转就会觉得这种方法太笨,实在太乏味了,如同一个月天天吃方便面。
但是Mathias Braschler & Monika Fischer 却仍然算得上是成功摄影师,他们在欧洲的展览出版工作都很顺利。

美国人的画册和作品
我一开始不喜欢这组照片,就是因为这组照片太笨,表面化地结构中国人,明显的人造光的痕迹,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但是看过他们的全部作品,在他们的网站上也发现一些他们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比如提到自己的“美国人”系列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组“photo essay”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图片故事。
这就对了。其实,千万别拿桑德的《德国人》和这组照片相比较,他们完全是在两个不同领域展开工作,这组东西是标准的为杂志拍的活儿——悦目、有一定信息量、可以快速消费——他们做的是产品而不是艺术。
我的阅读和摄影师的作品产生了对接之后,我开始有些钦佩他们这种“笨笨的努力”,比“聪明人”要强,那些想做艺术的,都摆出了要一鸣惊人的架势,结果是,出了很多点子艺术家,但缺少了把简单工作做好的精神。
这个摄影师还有一个系列,我觉得还挺不错,就是<球员面孔>,都是球星的大脸,摄影师说“所有人都爱足球,你看这些人,不分宗教、种族和国籍,在球场上,人们只关心他们怎么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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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个噱头,其实这篇文章和萨尔加多没啥关系。这篇文章是一个商人对摄影师的看法,而他核心的观点就是摄影师要学会在商业社会中生存,就要学会和人打交道,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我最近越来越发现,其实那帮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要讲关系。对于萨尔加多,他的观点就是,这个人不愧学经济学的,这才是他成功的诀窍。
“经营”摄影
美国摄影杂志最近对livebooks的CEOAndy Patrick做了一次专访,访谈的核心话题是讨论资金和摄影项目之间的关系,文章的标题即是这样一句话“livebooks的CEO相信摄影师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学会和NGO组织打交道”。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如何获得更多的资金来“经营”自己的摄影项目,以下文字节选自此次对话:
10年前,Andy Patrick拥有一家利润颇丰的公司,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随后在纽约街头给自己随手买了一台数码相机,他在中学的时候曾经疯狂迷恋摄影,这一次他又和摄影坠入爱河。把摄影纳入到自己的大的发展规划中,Andy Patrick开始经营摄影。
Andy Patrick创建了帮助摄影师设计以及管理个人网站的公司Livebooks(1416有过介绍)同时他也是摄影NGO组织Fifty Crows的负责人,以及国家地理的All Rods Photography基金的顾问。最近Livebooks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支持摄影教育以及那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摄影作品。
Andy Patrick:我打算开始介入社会纪实摄影这项公益事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基金和奖金确实不错,但那5000美元的奖金却不能完全帮助摄影师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能让他们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不能成为他们餐桌上的食物,不能帮助他们还贷款、养家糊口,买新相机等等。我开始思考则样才能让帮助摄影师让他们整个摄影生涯都走得顺畅。在做All Roads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对国家地理的人说,奖金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办一个培训班,要让这些摄影师记录自己的本土文化,同时还要教他们如何经营自己的摄影事业,比如那些在商业社会中我们都非常熟知的法则:如何握手,如何与对方视线交流,等等。摄影师不仅需要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他们还有很多生存技能需要学习。
你们的Fifty Crows摄影基金如今运作的怎样?
我们最近在和CARE这个公益组织联合举办Phil Borge的作品“women in Power”我是想拿这个摄影师的作品当作一个范例,它充分展示了摄影师是如何和一个公益组织(Care)之间是如何达成良好的合作,这些摄影作品成了CARE重新塑造自己品牌形象的一个核心,同时Fifty Crows以及摄影师自己也想尽办法透过多种渠道展示这组作品,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这些照片,真是太棒了。
Fifty Crows 和Livebooks有着紧密的合作,我们最近给摄影师Stephanie sinclair的作品儿童新娘建立了一个网站,她曾经在2004年赢得了fifty Crows的基金支持,stephanie曾经给我写信来说,如果没有那笔资金的支持,她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组作品。当然,你现在能够看到这组完整的作品,不光是基金的作用,还在于摄影师的坚持。
摄影产业、出版、以及NGO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彼此之间分享他们各自的资源。这不是简单地计算印刷一本定价39美元,发行3000册的画册,能够赚多少钱。问题在于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多少人看到了呢?这正是我们要努力做的事情。
有很多NGO组织,你对摄影师如何与这些组织合作有什么心得吗?
许多人讲,我把我的作品发给那些NGO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我觉得,你必须要和他们建立关系,这又回到了摄影师如何学会和他人打交道这个话题上来了。我知道Hewlett基金去年一共发出了3亿8千万美元的基金,所以他们有着丰富的资源,以及非常有智慧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和摄影师联系,他们只会想,你把最好的照片发给我就好了。所以优秀的摄影师要能够找到机会和他们坐下来好好聊,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是因为你的照片拍得好而雇佣你,他们会持续支持你,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
对于国家地理杂志的All Roads基金的获得者,我们会引见他们认识所有国家地理杂志以及其他媒体的编辑,让他们坐在一起聊一聊,我记得有一个编辑曾经对摄影师说:你知道吗?当你发给我你的作品集,或者你的网站,这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我要弄明白,我给你4万美元,让你和我们的文字记者完成一个专题,我到底能不能信任你。
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要学会冒险,这不仅是指拍照片,同时也是在说要敢于和人打交道。很多摄影师都非常积极地回应我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却觉得无从下手。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先学会和他人聊天,和记者、艺术家、你的同事展开探讨,这都很有益。萨尔加多的成功是因为他是学经济学的,这是为什么他能够拍出“Migrations”这样的作品,他不仅仅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他是萨尔加多,聪明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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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上的中国
1,胡同的未来
美国《读者文摘》的这篇报道City of Shadows,探寻中国胡同的未来命运。摄影师Mark Leong的画面语言很“西方”,每张照片里都蕴含着矛盾,高楼与矮房,穷人与富人,年长与年轻。。。

2,垮掉的一代
摄影师Rian Dundon为时代周刊所拍摄的故事China on the Wild Side,用幻灯演示的方法在时代周刊网站上发布,一共17张黑白照片,夜店、摇滚、涂鸦、同性恋,他试图揭示生活边缘地带的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3,从旧金山到广州
Chinese Voices是华盛顿邮报的多媒体故事,故事开始的简介是这样写的:
我们分别对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以及生活在珠江河畔的广州人生活的展开探寻——在追寻梦想、平等和生活的意义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份都发生了融合和改变。
旧金山这部分包括6个故事,分别是艺术家、传统、财富、新社区生活、父爱、思念中国,讲述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融入新的文化和生活。广州这部分也有6个故事,则围绕着贫富分化、社会平等这样的问题展开。所有报道皆为视频报道。
4,Nothing is forbidden
名利场的这组图片故事Postcards from the Future ,从建筑的角度谈北京,文章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如同北京这样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Mao时代发展到Wow时代。名利场的文风总是那么犀利,他们指出,新北京已经是一个没有禁忌的城市(nothing is forbidden)——Forbidden City(紫禁城)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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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汶川项目还邀请了马格南摄影师Patrick参与,所以最近一直和马格南不停打交道,有个图片社就是好,Patrick的一切都交给伦敦办公室,由他们和我讨价还价,他自己则度假去了。
福利说,某些老外提起马格南是这种态度:“哦,就是那个小图片社。”嘿嘿,虽然未必将马格南捧得至高无上,但是这个“小”图片社的存在,平衡着全球的纪实摄影的发展,要是马格南举步维艰,那大概就是真正讨论纪实摄影死亡的时候了。
马格南不断更新纪实摄影的概念,这不仅仅在于他们吸纳了很多根本就不像马格南成员的成员加入(这个分水岭应该是从马丁帕尔开始),“动感马格南”的出现则是他们最时髦的一次革新,多媒体技术手段的应用,给予纪实摄影新的力量,这让马格南再次站到了潮头。
介绍一部马格南最新的多媒体作品:Alaska:An Unveiled Secret,作者是Alex Majoli,重新追溯了一段悲惨历史:1961-1987年,110个阿拉斯加Eskimo孩子遭到教堂传教士和志愿者的性骚扰。
摄影师的拍摄线索是回访当年的受害者,但是在后期制作方面,这部片子已经不是马格南早期简单的声音+照片的模式。
彩色+黑白的拍摄方法非常难以操作,但是在这部片子里,有几个片段是从彩色过渡到黑白,然后黑白过渡到黑白视频,然后再回到静态黑白照片,回到彩色——这种方式太棒了,对于一个追忆过去的故事来说,再恰当不过。 此外,同期声音的运用,风声、歌声等等,都特贴切。
现在的这种后期效果和前期的视频、音频和静态照片有计划的采集有密切关系。这似乎预示着,多媒体作品不是马格南摄影师的副产品。
另一家支撑纪实摄影发展的重要图片社就是VII。我非常喜欢vii的lauren Greenfield,她也是在纪实照片、纪录片等各个领域都展开工作的多面手,不过,我最欣赏的是她对都市体裁的开拓。
VII的Gary Knight最近拍了一些在他看来,是拍得最为开心的一部作品,《刚果肖像》。从总体上来看,受到James Nachtwey的影响,Vii的风格还是比较传统的,甚至比马格南还要遵守传统经典纪实的拍摄套路。不过,这一次Gary Knight打破了套路。他在刚果拍摄一个摄影项目的时候,做了一个副产品,把宾馆的床单拿出来,挂在街头,布置了简单的影室,邀请当地人前来拍照,可以和自己的朋友拍合影,也可以就是和自己身边的东西一起拍照。这种做法在艺术领域已经不新鲜,但VII的变化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突破,也体现了摄影实践领域里的一种融合趋势:艺术、纪实、时尚甚至和商业都在产生各种交集。



另外,在成都遇到我的两个救星,杨怡和陈春林,他们给我找来了手机充电器,春林的作品(相,一日之鉴)的操作方法从表面看和Gary Knight相似,但有着他自己的内涵,且规模更为庞大,我很喜欢。再找个机会单独介绍吧。

Tags: vii, 马格南
前两天我陪亲戚去看《赤壁》,没有想到如今电影院那么火,买票还要排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看《功夫熊猫》。
普利策获奖者,美联社摄影师Oded Balilty 最近拍了一组叫做《中国人的乒乓生活》的图片故事。把中国人玩乒乓拍得和打太极一样。要说他还真有眼光,要找到一些新鲜的中国关键词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还和奥运这么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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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去给喻川送相机,接头地点是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距离我上一次看升旗已经十多年了。
喻川是北川中学的孩子,地震中失去了双亲。由于我们的据点在汶川,送给他的相机时间只能延后,而恰巧他有个机会来北京,我就又把这台机器从汶川带到了北京。
昨天喻川给我发短信说他到了,住在北七家,今天看升旗。时间地点于我都不合适,我就跟他说回头再约。
晚上临睡觉前一分钟突然醒悟,喻川肯定没有相机,升旗、逛故宫,他一定很想拍东西,我太愚蠢了。给他发短信说早上去给他送机器,“真的?”他显然十分开心。
仪式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匆忙交接了相机。
想给喻川拍张照片。但升旗结束之后,他却一直被相机围着,最后上来一个手持摄像机的老外,要求几个孩子挥动手中的国旗,嘴里同时喊中国加油,奥运加油。
我想我还是撤吧,走了很远,还能听到“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我慌慌张张地离开广场,不小心碰到几个学生——灾区音乐夏令营,他们身上的体恤衫依稀写着这样一些字。
北京今天早上天气又是灰灰的,我总觉得,升旗的那个时刻应该是霞光万丈。
希望喻川能在北京玩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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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小学 失败的摄影课
在汶川我当了一回小学摄影老师。发现比教大学生要难。

晨曦小学是一所在菜地里建起的帐篷小学。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刚刚在田头露脸,里面的孩子就炸了营,有人喊,记者来了。紧接着,我听到了歌声——是北京欢迎你。
艾媚的聪明无人能敌,她说,要不我们把相机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每人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胶卷带回去。你可以在这里先给他们上一堂摄影课。
听说要给孩子上摄影课,我来了劲。
这个班是五六年级的合班,有个名字叫做飞翔。他们的老师挺严肃的,只给我很短的时间。底下的孩子眼睛都不眨地望着我,我竟然有些慌神。

黄胜春摄
“这台相机,你们每人只能拍一张,想拍什么?”呼啦,举起一片手。
“我要拍晨曦小学的牌子。”
“我要拍我们的老师”
“我要拍地震破坏的家园”
还有一些我忘记了,总之,他们说话都很书面语。
他们一个个地出去拍照,剩下的人,我们开始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颜色:绿色。。,喜欢什么形状:圆形,不,心型,——老师有一个要求,我们能给您表演《感恩的心》这个节目吗?
前几个人拍了一些周围的景物,这时候有个小男孩问我:可以叫人出去拍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后面的孩子,也都开始叫自己的好朋友出去拍合影。
我和帐篷里的孩子接着聊天。
“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天安门广场的风大吗?”
“长城有没有震塌?”
“地震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话题又回到了地震,但是这几个问题还是很有创意,只是他们的照片依然拍得很沉闷。而且拍照的风向开始转变,他们要拍我,拉着我和他们的老师合影。这实在太规矩了,我觉得我想象中孩子肆无忌惮地拍摄的样子,在和一种很强的势力的抗衡中似乎败下阵来。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这堂摄影课没有教好,有我的原因,一上来就以一个北京来的老师自居,排排坐的孩子排排坐去拍照,在一种默契中,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套路。
小孩子难教,因为成人的言行都如镜子般在他们身上映照出来。

喻师傅 小魔盒
我们的第一台相机发给了茂县的喻师傅,他是带我们从九寨沟到汶川的司机。
拿到相机之后,他就随身带着,看到前面有工人在修路,他就拿出来叭嗒按一下;看到远处的山体滑坡,他就问我,“我的相机能拍到那么远吗?”
我从汶川离开去九寨沟机场返回成都,也是他送我回去。尽管他年纪比我大,却总是称呼我为“任姐。”
我们一直赶路,快到机场的时候,时间还有两三个小时,于是便放慢速度。此时,小面包车开始沿着山路向上爬行,风光出奇地好,远远能够看到雪山。喻师傅忽然停下车,拿出相机跑到路边开始拍照。

喻师傅很审慎地蹲下取景,好半天,才按下快门,我从来都没有觉得相机是这样好的一个东西,那一刻,我发现这小盒子很有些魔力。
初一就辍学,种地,干木工活,然后开始跑车,熬到妹妹们长大了,现在则为自己两个孩子的未来拼命努力——在喻师傅这么多年匆忙的旅程中,这恐怕是他第一次停下来欣赏这一直存在于他生命中的美好事物。这条机场路他跑过很多次了吧,他的客人们一定都为美景赞叹不停,不知道多少高精尖的摄影设备瞄准过这里,但是只有这一刻,存在傻瓜相机里的那张照片,它是属于喻师傅自己的。
机场,喻师傅一定要陪我等飞机,我则让他一定赶快走,因为天晚了,他还要走山路。他执拗不过,答应了。就在我们要告别的时候,他忽然提出要给我拍照。于是,站在机场候机楼前,他用他的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然后我用我的机器给他拍了一张。

他离开之后,我心中五味杂陈,我觉得我必须把这种感受记下来,写着写着,竟然眼泪掉了下来。
我一直鄙视到此一游的留念照,但是在喻师傅给我拍照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摄影,其实就该是这样,摄影是一种沉默的告别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他用自己的相机拍下我的照片时候,一种一直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种所谓北京人和山里人的压力,顿时被消解了。
今天,说得有些多。大家应该去看网易胜春和艾媚的博客,他们比我呆的时间长,工作更辛劳。黄胜春的:点击这里;艾媚的博客,点击这里
50台小盒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至于照片,那只是这一活动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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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伤
并非刻意安排,进入汶川县城的时候,恰巧在两点二十八分这个时间段。
从表面来看,除了随处可见的帐篷,这里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当地人却把汶川称作没有倒下的废墟。建筑物布满了裂缝,到处画着“危房”的标记。
下午5点左右,又一个五级余震狠狠晃了一下,和我们在一起的汶川人笑着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疯了。”——就在刚才,我们在街上碰上了一个疯女人,她大喊大叫地走着,据说是地震后才这样的。
很多人都问起,为什么要去汶川发相机?那里并不是地震最严重的地方。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是,由于主持这个项目的网易之前在这里做过多次报道,为我们的行程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在汶川周边也有着不少受灾严重的乡镇。另一个原因则是“汶川”已经不是一个地名的地名了,它是这次四川大地震的象征,它不但在那个时刻把地震波辐射到大半个中国,同时也会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不断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日子,到这个看似平静的城市,展开探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这个城里只呆了三天,没有遇到死亡和声嘶力竭地哭泣,甚至在帐篷里和羌族大哥们喝酒吃肉,但是,现在让我回忆那几天的生活,眼前闪现的却是一双双忧郁的眼睛。——他们的内伤你根本无法窥探。
龙溪乡 回家的路
和我一起去发放相机的是网易的艾媚和胜春,我们三个很投缘,合作非常顺畅,我和艾媚离开之后,胜春还要呆在当地对持有相机的人进一步辅导,收集胶卷,他会非常辛苦。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那些“有故事的人”,相机的发放进程很缓慢,差不多一天能发10台。我们在汶川县城和附近的村寨找人聊天,寻访,希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寻找面临不同生活压力的人们。我离开的时候,三十台相机分别发给了人力车夫、理发店老板、小吃店跑堂的、孤儿、老人、农村妇女、高三学生、帐篷小学的志愿者。。。。
第二台相机发给了羌族少女阿美,她的母亲去世,父亲被猎人误伤而瘫痪。

阿美在分发碗筷,这顿饭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如此丰盛,他们拿出了家里最后一块腊肉。
阿美家所在的龙溪乡安置点是我这几天去的最多的地方。为了躲避震后的山体滑坡,全乡整体搬迁到山下。当我们到达这个容纳有六千人的帐篷居住点的时候,村民正在和村委会激烈争吵。仅仅住了一个月,他们要再次搬家,回到山上展开生产自救。但此时,他们面临的是空荡荡的家园,房子塌了,庄稼死了,牲畜也没有了,大部分人不愿意搬回去。

龙溪乡帐篷安置点
我们决定给将这里的人发放相机,请他们记录下自己的故事。
第一台相机发给正在搬家的马艳,此时却引起了一场混乱,围上来了一群人,她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台相机,七嘴八舌的人们把艾媚围到了中央。
“你想用相机拍什么呢?”我决定用这个问题甄别究竟发给谁。
“我要拍大山里的风景,拍天空,拍庄稼,拍那些好看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位身穿羌族民族服装的大婶用很大的声音回答,她这串连珠炮的回答立刻把我们征服了。 
要拍大山风光的羌族大婶
在这里还送了一台相机给震之前就失去双亲的小双,刚见面的时候她很害羞,周围人说她有些自闭。她一直低着头,就是把相机塞到他手中的时候,她也是低着头按快门。
我觉得可能是一群人围着她显得不自在,让她出去拍10张照片后回来。才没多久,她就举着相机回来了,36张全部拍完了。送我们走的时候,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她立刻掏出小心揣在衣服兜里的相机。但愿这机器能够给他带来快乐。

小双
龙溪乡的最后一台相机发放给当地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县城找到我们的,乡的人来县政府上访,他请我们去拍照,“你自己来拍吧,你也可以是摄影记者。”这个曾经在松藩跑过车的小伙子,是学得最快的,匆匆忙忙就带着相机去拍在县委门口的自己的乡亲去了。
阿美的第一张照片是拍全家人吃饭的场景,我发现很多拿到相机的人都先是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人,这种很俗气的摄影举动此时却让我感动。龙溪乡的很多人还是响应号召搬回了山上,山路很难走,绑在拖拉机上他们全部的家当是床垫、席子和炉子。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回家,仍旧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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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水
去四川之前在北京见到了我以前上学习班的老师Reza,他给我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童年的诺言——巴黎北京的火车之旅。这是他对自己儿子的一个承诺的兑现,当年他忙于工作的时候,曾经许诺,在儿子15岁的时候,要带他周游世界。如今旅程已经开始,父子两人先从巴黎飞到北京,然后将一路乘坐火车返回巴黎。这真是一个超级美好的故事,爷俩现在还在中国旅行,如果你看到一对头戴绿色军帽的可爱的父子,那就是他们。
回到“水”这个话题,早上再次看到Reza的名字,他获得了Prix Pictet摄影奖的提名,这是关注21世纪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奖项,今年的主题是“水”。全球43个国家的200名提名摄影师参与了角逐,最后有18名摄影师入选,我很喜欢这个展览,因为像这样的命题作业很容易形成一种千篇一律的表达,但是这18位摄影师却展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从报道到艺术,体裁多样,形态各异。

有两位摄影师的“水”都来自中国,分别是Benoit Aquin对中国沙尘暴的报道以及 Edward Burtynsky的三峡。
18位摄影师的展览在巴黎举行,到10月底的时候,获得大奖的摄影师名单揭晓,他会获得十万美元的奖金。
再来说说食物,你吃早饭了没?
如果没吃,那么就来饱饱眼福——这个展览其实就是有关“眼福”这个话题,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包装精美的商品,照片中显示的食物的样子,其实都是一些“超真实”的图像,是为了让你的眼睛愉快,至于胃口能否满意,那你需要打开包装来看一看。

这是德国一家网站的创意,他们把一百种食物的外包装,食物照片的细节以及真正的食物照片放在一起做对比。最后的结果非常有趣。当然,也不能说广告照片完全扭曲了现实,但是最有趣的地方恰巧就在真与非真之间那很微妙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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