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去了纽约黑人区：哈林（ Harlem），之前在网络上查了一些资料，有个家伙竟然说，去哈林要穿一双能跑路的鞋子，以备不测，还有人说，觉得自己走在哈林区，所有人都朝他侧目。

纽约和上海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人们问你住在哪里其实不是问你住在哪里？而是在打听你的阶层。住在静安和闸北则是两重意义，是上海人口中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差别。而在纽约，听说那个住在麦迪逊（Madison）大街旁边巷子里的，拼死也要让自家门牌号码沾染“麦迪逊”这几个字。

像我这样住在Queens，别以为沾上“皇后”就有贵族气息，地铁里的广告上有这么一段文字：“你是不是说着一口皇后区英文？”皇后区代表着嘈杂，即使在曼哈顿拥有一个小小阁楼的人恐怕都会比你住在皇后更为得意，因为穿越城中心的地铁都会突然变得干净华丽，报站员也从含混不清的印度口音变成标准的彬彬有礼的腔调。

一次，和朋友呆在所谓安静和富有的上东区的一个咖啡馆，满大街的和谐家庭，突然窜出来一个肩扛超大号录音机，放着滚天响的音乐的黑人，大摇大摆地走路，上东区的人们报以友好的微笑，但他们心里想着的可能是，这怕是从上上城的Bronx区跑来的坏小子。

我最早是从北京某个楼盘的名称中知道所谓“上东”代表着富贵的概念，到纽约之后才渐渐搞明白，除了“上东”还有“上西”，它们的优势地位都在于其和中央公园为邻。窗户根下是大片绿荫，就是城里人的骄傲。但有意思的是，上东和上西虽然都是贵人，但据说各自气息不同，彼此又互相看不起。

某些时候，英文和中文一样，“上”就代表尊贵，但纽约的“上上”却又变成双重否定，这里的道路用数字排列，八十几条街是“上人”，到了一百多条街的上上城，反倒成了“下人”区了，这里就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哈林区。

哈林的道路比我想象中的宽，那些以为黑人会侧目看你，总以为自己和别人不同，都是一些过于自恋的家伙。我在这里走，擦肩而过的黑人大婶和我一样皱着眉头唠叨“鬼天气真热是吧？”我们就这样搭讪，然后各走各的。

哈林的房子很古老，这些棕红色建筑让我想到的是Bruce Davidson的那部作品《东一百街》（East 100 th Street）。有人笑我，凡事必和摄影扯关系，我也觉得抱歉，但这不是职业病，因为摄影在我全然是一种语言。

我爱Bruce Davidson的照片，读过他的照片后再站在哈林的街头，我似乎能透过厚厚的砖墙看到屋子里面的景象，它们并非那么体面，但是却温馨动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Bruce Davidson在东哈林的一个小区里拍摄了两年。每日，他都站在路边，去敲开路边人家的大门，希望能够拍摄他们的面孔，孩子，房间，家庭生活。这些人是美国人，是基督徒，是黑人，或者白人，他们是自豪的，他们也会穿戴整齐地周末去教堂礼拜，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且彼此深爱着，他们饮酒狂欢，周日在公园里聚会，他们的形象和“我们这些美国人”并无二致。“他们”和“我们”一样，除了他们的肤色和贫穷——这句话在今天充满歧视，但那就是那个年代的景象。

Bruce Davidson摄影

Bruce Davidson的这套作品，诞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摄影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也有其独特含义 。当时正是摄影在美国艺术界大受鼓励和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第一代受到正规职业训练的摄影师，Bruce Davidson毕业于罗切斯特学院和耶鲁大学，接受了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组织的资金支持拍这个题目——这个基金会专门支持学院派艺术家，从1973年到1980年，一共有六百万资金注入到摄影中。

徕卡相机与抓拍风格似乎是马格南摄影师的标志，但同样作为M社的摄影师，Bruce Davidson当时操作这个项目时却使用了中画幅相机。他以缓慢和更为亲密的方式，走到东100街居民的家里拍摄，强调与被摄对象的交流。

我最感惊讶与陶醉在他的照片中的是他的叙事节奏，如果你稍微多关注一下当下那些肖像项目就会感到Bruce Davidson的不同。他是如此游刃有余地在肖像，景观，环境肖像，特写人像中穿梭，他没有任何将自己的作品风格以某种固定格式陈列的欲望，却同样保持了整部作品的同一与整齐。比起那些通篇都是排比句的当代摄影作品，他的照片更像是一部细节丰富，情节错综复杂的小说。

说到“肖像项目”，如果我有关上东区和上上东区的叙述让你感到困惑，看过Davidson的照片，你可以对照观看Richard Renaldi的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Richard Renaldi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这个项目，为你展示纽约“上等人”的面貌。

Richard Renaldi 摄影

这些照片让我生发更多感慨：人为什么总是喜欢群居？为什么纽约卖报纸的都是印度人？开干洗店的都是中国人，杂货铺老板都是韩国人？为什么我家旁边一条街以外是西班牙人，再一条街以外就是所谓小印度？为什么在北京我们总是会说，我们海淀，我们朝阳，谈到南城总是撇撇嘴巴。为什么中国的古话讲究“门当户对”。为什么要有“我们”和“他们”这两个词儿。为什么“他们”会一直符合某种固有的描述。

我的这一串问号实在有些无厘头，我估计这些问题都存在一个理所当然和礼貌的答案，我也只是偶尔会想一下这些问题。但当我与不同“区域”的人相处，相互诋毁，相互用刺暗自扎来扎去，这个时候，我还是会回到这些问题，并且发现，这一切并不是“区区小事”能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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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来自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插图来自Paul Ekman的著作《情感揭密》

就拿这张照片考考大家，女孩的表情分别代表了她的什么情绪？明天公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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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5的时间已经确定，在八月二十一日。但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好作品，camp5也会延迟或者取消。

目前作品仍然在征集中。

正如我之前的帖子所提到的，这次camp的主题是“观片”。当然，这种模式也仍然在试验中，实际上，camp一直都在进行细微的调整，寻找更好的定位与活动方式。欢迎大家投稿，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提意见。

投稿信箱是：ofpixcam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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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把这篇文章写好一些，自从看了一本关于“面相”的摄影书，就一直想着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昨天看到英国一个有关表情的展览，又产生了很多感慨，于是，在我还没有思考成熟的时候，就有些急于把一些随想陈列给大家。

英国的那个艺术展是在向达尔文致敬。达尔文在1872年继《物种起源》之后发表了一篇新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在这本书里，他继续延续自己生物进化论的思路，认为感觉也是进化论的一部分，人类的表情也是从低等动物中进化而来。

正常表情的猩猩和受到爱抚的猩猩的表情。

达尔文的这本书又是在应和当时另一位法国科学家Duchenne de Boulogne的科研成果。Duchenne用电击法研究人的面部表情，探讨面部肌肉的运动如何带来千变万化的表情变化。他利用刚刚发明的摄影术来完成实证研究，那些照片无疑是骇人的，恐怖的：有的照片中人被电流击中的一半脸，呲牙咧嘴，或者神情陶醉，而另一半仍旧保持正常。

Duchenne de Boulogne

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比Duchenne的研究更进一步，Duchenne研究了13种表情，而达尔文则探讨了24种情绪。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个共有的观点，Duchenne曾经试图纠正当时绘画作品中艺术家笔下的人物的表情，认为其不够精确，不合乎科学法则。而达尔文则认为画家从来都没有描述出人类处于极端状态下的那种真正的表情，他们只在乎美丽。

Duchenne追求科学的精确，达尔文反对的则是面相泄露灵魂的学说，这正如他惊世骇俗的物种起源学说，打破了神造人类的传说，人类的面部表情也不过是一种和动物同源的进化结果。如果早期人们赞同他的这个道理，就不会产生对摄影术的恐惧，认为那是一种勾魂大法，因为照达尔文的理论，外在的和内在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站在艺术的角度，如果这样思考，似乎破坏了一个神秘游戏规则。艺术中似乎总是带有一些含蓄暧昧的气息，徘徊在直觉和理性之间。

英国的这个艺术展中有一个作品，是作家 Mark Haddon根据达尔文的24表情撰写的一系列文字，最后一句话是：
“你站在那里，眼泪滑落下来，却不知是何原因。”

我为这句话而感动。

前天，去商场买东西，我观察路人的面相，我看到他们的忧伤似乎都写在脸上。我看到讨饭者祈求的眼神，看到用凳子支起一个小小摊位卖东西的母子两个，男孩子给母亲撑伞，我去的时候，他们是那个姿势，我回来也是那个姿势，我不敢多看他们，仿佛是一种不尊重，在我的余光里，我瞥见他们的表情是害羞的却也是坚强的。

我试图用Duchenne的方法研究为何人们会有悲伤的样子，是因为眉毛，眼睛，面部的某块肌肉的运动？但我同时却又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在中国俗语里的一个众人皆知的道理：相由心生。

在一家西班牙理发店门口，我看到了一个发型挂图。这些人，不过是为展示头发的样子摆摆姿势而已，但是你应该仔细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我爱孩子的纯真，惊讶于大人们面部所透露出的他们的复杂心灵。这是否是人生的另一种“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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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图片社这个月底要破产。这个消息在业内似乎没有引发什么动静，传统媒体死亡的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

我想起2001年的时候，学校曾经举办过一个研讨班，在座的有Gamma和Sipa的图片编辑，而我正好在新华社实习，给Sygma供稿。大家笑称，这下法国图片社的三剑客就都全了。

这大概也是“三剑客”最后的聚会。

Sygma很快被corbis收购，四千万底片落入corbis手中，并未得到妥善保管。

Sipa隶属于 Pierre Fabre集团，基本上也没有了动静。

Gamma先被法国桦榭集团（ Hachette Filipacchi）收购，后来又转卖给 Green Recovery公司，此家公司将收购的几个图片品牌整合成eyedea的图片公司，号称是紧随getty，corbis之后的第三大图片公司，却一直经营不善，直至今天面临破产。

而曾经在业内赫赫有名的gamma这个品牌也在倒买倒卖的过程中，渐渐被人们淡忘。

三剑客都曾经是独立图片社，以新闻报道为主， Fred Ritchin认为，它们和美国图片社完全不同，从新闻报道和摄影语言的角度来看，都更为大胆，它们的照片有着语言文字所无法形容的精彩。

三剑客的衰落，揭示了传统新闻摄影图片社所面临的困境。

看到Gamma的遭遇，我很好奇，VII这样的图片社日子究竟是否依然好过？不少国内摄影人都试图借鉴VII的模式组建自己的报道摄影图片社，VII是否真的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这篇文章的信息来自这里，由于是法文的，我通过google翻译了一下，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烦请懂法文的朋友帮助校正，以及提供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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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阅读
伦敦的摄影画廊正在展出Andre Kertész的作品《有关阅读》（On Reading）。读书似乎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Kertész的照片却让我唏嘘。照片中人读书时神情都是那么的安静和专注，这让我想到摄影师Robbie Copper拍摄的现代人打电子游戏的表情，那则完全是一种魂魄都没有了的样子。

Kertész走到哪里都关注人们读书时的状态，拍下他们的照片，他所留下的作品真令人感慨，看人们读书的样子就会发现，读书不仅仅是“读”书，那也是一种冥思，是思想的漂移，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只是，这种感觉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们的阅读大都转移到了网络，它是免费的，这也给传统媒体的商业运作带来了麻烦。《纽约时报》正在试图将之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他们在筹备一项新的收费计划，为读者提供一个金卡和银卡的服务，读者一年交150或者50美元的费用就可以参观时报编辑部，了解新闻幕后的制作，调阅时报资料库的信息，提前获知一些新闻故事。

但是，有人认为，这种试图以《纽约时报》的品牌来吸引读者的商业模式，不过是在重复它们过去的错误。因为《纽约时报》的主要信息，最重要的产品仍然是免费的，它可能会高估了读者对这些所谓新闻附加值的渴望。

一本名为《一千二百万的大鲨鱼》（The $12 million stuffed shark）的新书最近发布，作者是Don Thompson ，描述了当代艺术市场上天价作品的形成机制。

所谓一千二百万大鲨鱼，指的是 Damien Hirst的作品：生者头脑里所无法理解的物理死亡的不可能性（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这件作品2004年以高价出售，使得Damien Hirst成为当时在世艺术家身价排名第二的人物，原作已经腐化变质，它的复制品如今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如果你无法理解一个巨大的鲨鱼模型如何就能价值连城，以及它如何与那句充满“哲思”的话语联系在一起， Don Thompson的新书可能是个指南。

我在曝光补偿这个博客看到此书的介绍，被其中的这样一段话所吸引：

这本书指出：所谓艺术作品就是一个品牌系列产品，品牌艺术家，品牌画廊，品牌收藏家，品牌交易员，品牌博物馆，这一切就是为了给卖家创造一种确信，他值得花上百万或者上千美元来购买一个作品，甚至这件作品他并不喜欢，但他却需要，需要用其来证明自己的尊贵。成百万的金钱对他们不算什么，他们都有钱，但是购买艺术却让他们显得更为尊贵。

如果这股浮躁的气息让你失望，不妨远离它，哪怕是暂时的。关上电脑，走到室外，拿一本书去读，而这就是我写完这篇博客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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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一段Alec Soth的谈话，觉得很有趣。

问：你曾经说过，摄影不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的媒介，这是否就是让你有受挫感的原因？
答：摄影在用来讲故事的时候的确没有那么优秀，我也认为摄影可能在50年以前更有趣，现在它则变得过于琐碎。这就好像你问一个问题，“你做什么类型的艺术？”对方回答：“噢，我在twitter”。尽管我也是把这些细小的片段从这个世界中截取出来，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推蜜（ twitterist）,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摄影的确就是那种样子。

我喜欢他这个比喻，想想看，某些时候，照片和twitter之间似乎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1，有感而发的随笔
2，片断，没头没尾，零零碎碎
3，无组织，无纪律
4，缺乏语境，可以被任意诠释，从而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

不过，我不太认同Alec Soth的结论，推蜜很低俗么？

说实话，用照片讲故事，一直是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我对这个事儿时常摇摆不定。究竟是否存在一种用照片讲故事的模式和思路？

《生活》画报的八股文（远景，近景，关系照片，冲突照片，结尾照片）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姑且就把它看作是一种试图将图片讲故事的方式规范化的一种努力。

我有一段时间还很崇尚“作品阐释”（artist statement），也强迫虔小凡这样的小朋友努力写阐释。后来我到纽约之后，在一个跳蚤市场发现卖中国山水风光照的家伙，作品也有阐释。我越发感觉，阐释在当代艺术中已经臭大街了，成为一种很腐朽的机制，也是一种新八股。

我这不是“反对阐释”，而是质疑这个阐释是怎么来的以及它的作用。我想，它肯定不应该是创作者头脑里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在家里生憋出来的。但不幸的是，有的时候，阐释的确是这么生产出来的，随后又成为创作者生产产品的框架，并且指导读者阅读。

阐释在此的功能成了摄影者的拍摄大纲，不过，问题不在于阐释能否帮助摄影者讲故事，而是你怎么会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当然，有些人是聪明的，一开始就明白。艺术评论家Jonathan Raymond谈及Alec Soth的作品，认为其很传统，是经过缜密思考而完成的。

Soth的工作方式也是这样，他在路上的时候，通常会把拍摄备忘录贴在汽车的方向盘上，拍尼亚加拉项目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 穿睡衣的男人
* 划破的图画
* 夜晚的瀑布
* 墙纸
* 浴帘（背后的东西？）
* 宾馆的游泳池
* 流浪狗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把自己归为小说家的原因。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Alec Soth这样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个知道包括：知道自己，知道别人，知道环境。（这么复杂，Alec Soth真的“知道”么？）

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具体情况略有不同，有些人因为不知道而不敢做事情，有些人不敢说自己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装作知道，还有些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其实一点儿都不可耻，因为人生只有问题，答案永远在变动中的。（抱歉，用了“人生”这么大的字眼儿。）

我回顾了一下我的twitter，就是那个只写给我自己看的twitter，我在这里写东西，没有任何为某观者写作的意图，也没有什么讲故事的欲望。写那些短语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很困惑，但当我一条条地看下来，觉得这些困惑已经构成了一个故事。

我愈发感到应该存在这样一种拍照的方式，你每一次拍，都是在写一条twitter，可能开始于混沌也结束于混沌，但是由于你拍得真诚，它们最终将构成一个故事——一个根本无法计划的故事。

不能做小说家，就去努力做一个童叟无欺的“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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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的夏天，我已经失眠了几个晚上，早上看到下雨，喜悦。

这几天写博客，是硬撑着，写东西的心情和天气一样因为过于干燥而枯竭。借着湿润的天气，我感到自己在复活，干脆今天就不写摄影了，写旅行。

确切地说，我不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因为我对目的地不感兴趣，所以，去哪里对我都一样。每一次出门，我都希望在两点之间的那段旅程能够拖长一些，甚至希望它不要结束。当然，你心里又同时知道，你最终必定会从一点转移到另一点，于是期待与结果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这让我在旅程中的眼睛总是显得很贪婪。

我在车上很少睡觉，除非很累，我喜欢看，揣摩路过的景观与人的生活。这时候大脑里会涌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如同天上的白云一样，一朵朵地飘着。

来美国已经去过两次华盛顿了。前天回来的路上，我想着：华盛顿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是我却再也不会来了。

任悦摄

汽车上邻座的母女一边吃零食，一边看哈利波特，看了一集又一集，她们吃的是典型的美国零食：一小袋一小袋的干果。哈利波特有什么好看的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美国大片都有着共同的节奏，波澜，小伎俩，皆大欢喜的结局。不管有着怎样的起伏，开头和结尾之间都是一条直线。

这也是我游览华盛顿的感觉。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宏大壮丽，财大气粗，却让人感到无比的枯燥和乏味，街上太干净，行人太正经。

华盛顿仿佛是直接从好莱坞的布景里搬过来的，巨大的罗马柱构成的国会山建筑群，城里方方正正的楼都让人感到很不真实。尤其是当你从由凝重的灰色块结构而成的地铁里走出来，一条通天的长长电梯将你缓缓送出地面，随即抬头看到瓦蓝的天空——这无疑就是科幻电影里人造机器人从生产线里出来的场景。

走在街上，三三两两的西装革履的政客，也让我有看到演员的错觉。唯一有些人气的是，那些穿着套装的女人，刚刚下班就迫不及待地把脚从高跟鞋中解放出来，换上平底鞋。

任悦摄

实在受不了华盛顿的压抑，提前结束旅程，一个背大行李的小伙子，也和我们一样行程改变计划，当得知汽车还有座位的时候，激动地跳了起来。

在天色将黑之前，回到纽约，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区域都无法捉摸，地铁里有老鼠，黑人大声嚷嚷，公园里的人都很肆意。这让我觉得舒服了很多。

从某种程度上，华盛顿为眼睛提供了很多素材，就像我电脑里的这些照片，但是这些美丽是带着塑料味儿的。

我其实很土，在北京，我最喜欢的几条路是，1，从人民大学的东门走到西门。（一定要从东到西，反过来不成）2，从蓝靛厂走路经过万泉河到人大（一定要沿着河走，过一座桥）3，从雍和宫走到簋街（一定要在途中的小馆子吃个肉夹馍，冬天可以选择烤红薯）

任悦摄

这些小路，对我而言都是旅行，我每一次都走得兴高采烈不亦乐乎。而写到这里，水的气息，肉夹馍的味道，以及当年路过学校的足球场，头也不敢歪地快步走过，砰砰心跳着的感觉齐齐涌上来。无论怎么走路，两点之间都不能是“直线”，那样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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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今年也四十岁了。

摄影节开幕一周之后，阿尔勒的露天罗马圆形剧场是南戈丁的作品放映会——《性依赖的叙事曲》（ 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 ），这是Nan一直在进行中的未完成作品。此次放映的照片拍摄自1980年直到去年，一共有700张。最新版本的幻灯放映使用的是 Tiger Lillies的音乐。

南戈丁也是今年阿尔勒的特邀策展人。她所策划的《南戈丁的客人》（NAN GOLDIN’S GUESTS ）邀请了14位摄影师。

在策展前言中，南谈到：

“我支持我所策展的这些作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在寻找并试图表达自己的真实。”

真实，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如果你朝自己的身体里看，是黑的，还是白的？仅仅看一眼就足够让人胆战心寒，更不要说将其袒露。

南的客人Leigh Ledare就因为其惊世骇俗地坦白而成为此次摄影节最具争议的摄影师。他的作品《假装你仍然活着》（ Pretend You’re Actually Alive）以一种亲密的视角记录了母亲的生活，甚至混杂着和母亲暧昧不清的性关系。

Leigh Ledare摄

马丁帕尔提名的 Rimaldas Viksraitis获得了今年的 Discovery award。这位立陶宛摄影师，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记录了当地村子里的普通人的生活。我看不到太多他的作品，但是心存一些困惑。他获得了“发现奖”，是一个被发现的摄影师，而他所记录的黑色的立陶宛，似乎充分满足了我们的眼睛“发现”旧世界的需要。对这类照片，我感觉自己是失去判断力的。

Rimaldas Viksraitis摄

帕尔大叔在英国之外的国家都很活跃，看到阿尔勒的盛景之后，他和本国的一位艺术评论人一起唏嘘。他们感慨什么时候英国本土才能像法国一样如此严肃地对待摄影，将其当作一种正儿八经的艺术，而不是谈及照片就是那种老式的，黑白的玩意儿。

今年阿尔勒参展的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是杨泳梁的作品，他获得了discovery的提名。他的作品让我想起最近获得Prix Pictet提名的姚璐的作品。

杨永良泳梁摄

姚璐摄

阿尔勒还评选出两个图书大奖，分别奖给了Susan Meiselas的《历史之中》（In History）, 和瑞典摄影师Anders Pedersen 和JH Engstrom的作品（ From Back Home）他们合作记录了自己的故乡两代人的生活。

链接：

卫报的阿尔勒报道

阿尔勒幻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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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客图片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是picasa相册，这个链接里有个解决方案，请安装试验下看能否看到。

40年前，阿波罗11号登月。

40年前，摄影师大卫伯耐特（ David Burnett ）是个刚出茅庐的年轻摄影师。他22岁，是时代杂志的供稿人。

成百万人涌出家门去看阿波罗号的发射，大卫伯耐特无法进入核心地带拍摄火箭升空的盛景，他认为应该有人记录把登月当作一场狂欢的观众们。

这并不是一个符合常规的视角。美国新闻学里有一个“掘墓人”理论，当年报道肯尼迪葬礼的时候， 专栏作家Jimmy Breslin没有挤在国会山人潮汹涌的记者中作报道，而是跑到阿灵顿公墓，肯尼迪即将长眠在此，他记录下了人们正在开掘他的安息之地的情景。

David Burnett/Contact Press Images

伯耐特也没有和其他记者在一个饱和的领域竞争，他和在河边安营扎寨的人们呆了一晚上，记载下家庭狂欢，恋人依偎呢喃，孩子嬉戏——整个登月观礼活动很美国，尤其是六十年代，正是一个“摇滚美国”的年代。

David Burnett/Contact Press Images

David Burnett/Contact Press Images

伯耐特用了彩色胶卷，这在当时很罕见，却甚为符合当年开始泛滥的消费文化的气场，1块两毛五的官方观景场地使用，身背广告贩卖观月地图的小伙子……

这些照片部分刊登在时代周刊上，而大部分都封存在摄影师的资料匣子里。因为回顾登月40年，他的照片重新被发掘出来。我猜想，连伯耐特本人都不曾料到，这些照片因为其独特的视角，在当下看起来，是那么的意味深长。

一位读者留言：我的天，那一天就如同昨天，我七岁，记得全家人看电视，模糊不清的影像，阿姆斯特朗说，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些照片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当时的那一时刻。

阿姆斯特朗的月球漫步是真是假？那段原始录像带竟然被抹去了，NASA正在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还原。

伯耐特的照片修复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记忆。这也并非只是美国人的记忆，他的照片让我发觉，登月并非是一个科技（科幻）事件。那是一场表演，每个人都得以参与其中，这种华丽的大戏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上演，时不时的就可以集体欢呼一下，感慨一下，唏嘘一下，反而让生活显得越来越科幻了。

以上信息来自纽约时报LENS 这里还有一段 大卫伯耐特的采访

这里还有链接一枚， IEEE Spectrum杂志关于人类探索火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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