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订户打开邮箱，发现是空的时候的表情——我经常这样想，所以我老是在写字。

不过，也有人抱怨，这里的文字太多，已经产生压迫感。

今天没有博客，因为今天是周末。更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出去走走，用鼻子闻闻味道，用眼睛四处观看。

look to the things around you,the immediate world around you, if you are alive,it will mean something to you ——Paul Strand

看看你周围的世界，这个直接与你相关的世界，假如你是活着的，它们一定对你有所意味。

——保罗 斯特兰德

假如你是活着的。。。我喜欢这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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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面孔就好像我们坐在她身旁等待她的死亡的时候那些日子一样：同样空洞和闭紧的双眼，松弛的额头以及合在一起的双手。我甚至有些想去把她弄醒，但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冲进了我的大脑：这是真的，母亲去世了。当然，我在那个房间意识到这个事实似乎只是过了一秒钟，但是仍旧并非真正理解这一切。我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国度飘过来，在房间回荡。我靠着她，感到在她身边有一个力场：她已经在另外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世界里了，我不理解的世界。我们在这里，她也在这里，但是她到底在哪里？我错过了一直渴望亲眼见证的那个瞬间——她“离去”的那一刻，有史以来第一次，我理解了那个世界是如此显而易见。

其他的人都离开房间等着我。从火车站出来的路上，在汽车上我就检查了我的相机是不是充好了电。我最近几周已经和我的朋友Anne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拍摄母亲去世的照片。我不能解释究竟是为什么，但是我们的谈话的结果是我可以这样去做。

现在，我就坐在她旁边，轻抚她银白色的头发，亲吻她的额头。我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她肯定不喜欢，她可能会觉得和它距离遥远，而且也大概不会理解。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做这件事情。我吻了她的额头，潮湿且冰冷。然后，我想到了死亡对肉体的侵蚀，人体内在的工厂恐怕此时在超负荷工作去关闭所有的设施。我贴近她的前额好奇想知道死亡的味道是什么，但是幸好，我闻到的是她头发的味道。这些味道存储在她留下的帽子和围巾里，就是我现在正戴着的。我拿起相机，站起来，回头看了看关上的门，仿佛确认没有人在场。我很紧张，害怕护工突然进来，发现我正在做奇怪的事情。我走进她，蹲在她的脸旁边，一边和她说话，一边按动快门，然后我站起来，盯着她的手，那是我最想保留下来的。我拉起她的手，希望用我的气息温暖它，就好像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谈天说事，常常让我感到仿佛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鸟。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母亲开始挽着我的手过马路，她像一个孩子一样抓紧我的手，后来，当她坐在轮椅里之后，她也要让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指头很细很长，假如没有常年的家务劳作，那一定是一双优雅的双手。她直到在家的最后一天还在干活。而在疗养院里，她的手才渐渐变得漂亮和光滑，但是很快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有一天，我发现她修过了指甲，我问她是否有约会，她咯咯地笑了，就像孩子一样玩弄她的指甲。和Susan Sontag一样，似乎很不协调，她下葬的时候也带着一幅美丽的指甲。

我拍摄了她的手的照片，然后将相机扔回包里。然后再次坐下来，抚摸她。但是我现在变得很焦虑，我已经得到了我从她身上想要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拿这些照片干吗，或者为什么我要这些照片。最后一眼看到母亲，我真害怕我的照片仅仅是一种偷窥，我的行为是不是像Weegee？但是我很快就把这些思想扫清了，然后最后一次和她吻别。

Liebovitz曾经说过，她不得不那样去做。。。而拍照也是我要做的。或许想要拍摄我母亲（死后的照片）是对我们文化中死亡禁忌的一种反抗，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总是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却对此豪不在意。早先，他们就利用摄影技术拍摄死去婴孩的“名片照”，这些孩子穿着美丽的袍子躺在鲜花里，他们希望摄影师能够留下影像纪念他们短暂的一生。这些卡片大小的照片被放在壁炉前面，并且也送到那些不能参加葬礼的亲人手中，用来帮助他们在一个不能释放情感的社会中抵御哀伤。去年，我一直在考虑我需要保留一些关于母亲死亡的物件，现在我则非常舒心，因为我拍摄到了照片。它们比那些物质的东西要更重要，甚至比她在家庭相册里在生日、婚礼或者和她的老朋友，以及在花园里那些快照要更加珍贵。我拥有的是一种摄影的记忆。当我在电脑屏幕上看她的死亡时候的脸庞，我感谢摄影的力量能够把三维现实转换。我仍然可以感到她的脸和手的质感，骨骼，疤痕，她的历史，以及她丝一样的银发。有个晚上，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网上浏览东西，突然看到一封感人的信件，写于1870年，是一个基督徒写给一位失去孩子的女士的：“可以保留那些从我们视线中消逝的人的照片是如此令人安慰，我们在头脑里可以长存一张照片，尽管那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确凿的事实。”

母亲去世之后九个月，我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名为FOAM的影廊里参观，我被一个展览海报吸引了，摄影师名叫Miyako Ishiuchi，展览题目叫做“母亲的一切”在一个被冬日暖阳充满的展厅里，陈列着的都是Miyako拍摄的母亲的衣服和物件以及她的皮肤和乳房的近景照片，是尺幅巨大的黑白照片。记忆如同闸门打开倾泻出来，我感到它们是如此亲切，眼泪滑落了下来。她用那些普通物件——裙子、唇膏，诠释自己的悲伤，我也感同身受。

回到英国，我通过一个翻译和身在东京的 Miyako通话，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她拍摄了如此有诗意的照片。我听到电话那头她在说日语，一个深沉，尖锐的声音，有时会伴随着笑声。 Miyako解释说她选择拍摄的都是最贴近她母亲肌肤的物件：“皮肤是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物理边界。是我们与外在世界沟通的身体的第一个部分，我一直在拍摄母亲的肌肤，”她说，“当她去世之后，因为非常突然，我处于极度悲伤之中，我当时没有想到要拍摄照片。”在母亲在世的时候，她拍摄了母亲的裸露的乳房。和我的母亲不一样，她的母亲知道自己被拍，也同时知道这些照片将公开展出。“因为我和她解释过，她很清楚我要做什么，在此之前，她很不愿意裸露自己的皮肤，但是当我请求拍摄我的‘艺术作品’，她说可以。这并不是因为那将是一幅艺术作品，而是她知道那是她女儿的作品。”当母亲去世之后， Miyako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母亲的一切都拿走，但是很快她又开始拍摄这些东西，“我的全部想法就是，我母亲的物件——这些内衣，和她的肌肤是一样的。她的东西就是她。通过拍摄这些东西的照片。我希望将它们变成固有的事实挽留，用以抵御悲哀。”

我的一些朋友和我一样，相信通过保留某种物体，可以保留它们身上的记忆和故事。Miyako与她母亲生前的关系并不太密切，她母亲的物品也很难引起Miyako的记忆。但通过拍摄，Miyako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这些物品与母亲交流——现在，这些东西就在她家里的一个盒子里。 我注意到 Miyako是如何把她所拍摄的东西看作一种客体，随后又将之升华到艺术客体，将之和它们的本体分开。但我不能这样处理一件衬衫，我不能将它扔掉，也不能拍成一张照片。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力量——就好像你的爱人睡过的枕头里的味道。我的朋友Krysia保留着她母亲的一个头卡，她说当她带着它的时候就会哭泣，因为那上面仍然有母亲头发的味道。但是“我不常戴”，她说：“因为那可能会导致她气息的丢失。” Miyako将她保留的母亲遗物看作是一种“时间的积聚”，她认为这些东西是“一种与死亡一样的消逝。它们和母亲度过一生，我将它们看作是她失落的过去。”

我有些朋友和我完全相反，他们拒绝那些没有生命和未来气息的物件。我的妹妹，就是这样，她把妈妈最喜欢的玫瑰种在花园里，去年她非常吃惊地看到这些花朵有象征意义地怒放。这些亲密的物件同样也有着未来的象征意义。我的朋友Melissa的母亲留给她一条真丝礼服在婚礼上穿，如今它则放在箱子里等待她的女儿的婚礼。

我的弟妹Jeanette是一个轻易不谈论自己感情的人，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让我又一次不可抑制地掉下了眼泪。“我真的不能找到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把我的生命和母亲的生命连在一起。”她写道，“但是我所拥有的是她最后的气息。在那个时刻，我感到我的生命和她的生命在一起，她就是她自己。她的感觉，她所受的伤，她对生命的爱，在最后一刻，我突然领悟了永恒的含义，这顿悟是母亲带给我的。”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部分是因为我被 Annie Leibovitz和她的爱人的照片所感动和启发，部分是因为Miyako Ishiuchi的照片带给我的惊喜。这些发现都帮助我重新考虑我保留的母亲的物件和照片的意义，它们帮助我度过忧伤，而这些思考也让我再次审视我身边那些女性如何处理失去母亲的痛苦的方法。

今天，我戴着母亲的帽子。

（时间的原因，我在翻译的时候做了一些删减。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是我怎么也翻不出原文中的那种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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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办公室里看Guardian上面的这篇文章《关于我母亲的一切》（all about my mother）.这是很长的一篇文，但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大概分两天可以完成吧。可能会翻得快有些粗糙，若有什么错误和纰漏，请指正。

作者：Sue Steward

当Susan Sontag2004年因为罹患癌症而死亡之后，她的爱人Annie Leibovitz亲手为她挑选了下葬所穿的衣服，然后拍摄了她穿着这些衣服躺在灵柩里的照片。她曾谈到，“我拍照的时候，已经非常恍惚。”——Annie这样讲并非是一种自我防御，更像是要堵住那些谴责她有偷窥癖的人的嘴巴，“我就是这样做了。”她之后出版了画册 A Photographer’s Life 其中，那些死亡照片中，最吸引我的是Sontag双手的近拍照片，交叉着放在胸前。这很有些意味深长，这是作家用来写作的双手，这双手所撰写的文字触动着那些她并不认识的陌生人。

Leibovitz 的前一本书“Women”，其中有她母亲的肖像照片，通常都是没有一丝微笑，直视镜头。她的父母不喜欢这张照片，但是我却感到它们是一种有力量而且揭示内心的肖像照。 Sontag曾经提醒过 Leibovitz ，她的母亲是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是却充满意味的声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肌肤接触是他们和这个世界上另一个生命的第一次接触，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有大概三年的时间，我坐在医院的病床前，疗养院的躺椅里，我就经常陷入对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此时，我自己的母亲正处在生命的边缘。她已经于一年前去世了，安详且轻柔地走了。当时她正坐在养老院娱乐室的椅子上，茶点的推车刚刚经过。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大概那之前几分钟，她把我的妹妹Alison支回房间去拿东西，这大概可以解释为母亲一种下意识的保护，她试图保护她的女儿不去目睹这最后的时刻。

母亲需要离开，她被中风、小腿溃疡等各种疾病所折磨，医院的专家从来都没有发现，自从母亲走进医院，绝望以及一种濒临死亡的痛苦折磨着母亲的大度与乐观。在这里，很多病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单程车票的事实，还有些人则有着强烈的否定，但是另外一些人，比如我的母亲，则经受着痛苦。“一个老年人的抑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我谈起她最近的一些反抗的行为，经常照料她的一个护工笑着说。有一个下午，当她正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大夫告诉我和Alison，母亲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需要考虑她的后事。我肯定她听到了这些话。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就紧闭双眼，一直在床上躺着，勉强喝一些水，但是从来不张开眼睛，也不说话。我们则一直盯着她，等待着那一刻。

在我陪伴她的几个小时之中，我盯着她的脸，捧者她的手，和她说话，我想着要拍她的照片。

突然，有一个早晨，一个护工给我电话，说她在餐厅吃饭，并且有了微笑。

我想她大概已经想清楚，并且接受了她的命运，只有这样，她才能重新返回公共空间。一旦决定了，她就重新醒来，愉快且友善地醒来，有些饥饿地重新去享受最后的愉悦。医生开了抗抑郁剂，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虽然身体上她仍然依赖医护人员，但（精神上）她已经重新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她微笑着，并且那么的敏锐地感受着世界（即使她一只眼睛瞎了，另个耳朵都聋了，手也麻痹了）她对鸟儿的鸣叫，彩色的世界，我最近购买的首饰，以及我朋友的消息，都那么的好奇。她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有的时候，我会感到，仿佛她又重新成为母亲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母亲，她在走廊上跟我道别。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两周以后——这是近几个月我离开最长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失望的表情，她说，那很好。我折回来，亲吻了她，她用深蓝色的眼睛注视着我，她那还算好的胳膊笨拙地给我一个飞吻，在空中挥舞着，但是当我转身就要走的时候，她却对我轻轻地叫道：“吻我。”“妈妈，我已经吻过你了。不过，我愿意再吻你一次。”然后我这样做了，牵着她的手。十天之后，我再一次来到同一个走廊，母亲已经离开我四个小时了。她此时躺在她的卧室里。我所面临的场景似乎通常在电影里或者小说里出现。家里的人都站在她床前——除了我的妹妹，她发现母亲在椅子上“睡着了”因此已经回家去休息了。不过奇怪的是，她屋子里的场景不太一样： 母亲就坐在那儿，身上盖着毯子，手露在外面。她穿着深绿色的裙子和蓝色的毛衣，上面绣着花朵，我们一致同意就让她这样穿着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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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看到的这组照片——《怒姆乃依——怒江大峡谷的双重生活》是摄影师周伟的纪实摄影作品。

这一次我没有丝毫困惑，它们就是“纪实摄影”。

2005年，我去江苏常州做一个小小的讲座，认识了周伟，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挂历照片”的追捧者，而那堂课，讲的就是如何结构一个“新颖”的专题——利用时空的对比，并列，反差——这些形式在当时还算新鲜。我总感觉，应该有一些和传统纪实套路不一样的东西，我在荷赛大师班学员的作品中看到一些，比如车祸现场，连续拍十个，还有环境人像组照，等等。

后来，周伟发给我一组照片，是拍现代舞的。我不喜欢，我依稀记得，我的感受是题材陈旧，表现形式陈旧。我把这些感觉回复给了周伟。他似乎没有说什么，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都很少说话。

陆陆续续还是接到一些他的消息，比如，地震时他去了四川。他一直在做自由摄影师。

最近，我又收到了周伟的邮件，写得非常轻描淡写，说是自己有组照片，也许可以在click园地上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当时，我并没有打开附件，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收到的照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忙完手里的工作，我下载了周伟的照片。大吃一惊。

这些照片就是就是九十年代我最早开始接触摄影时看到的那些影像。当时人民大学举办过一个图片编辑研讨班，英国图片编辑雅克布森现场指导，摄影师们都在拍这样的故事，黑白风格，故事的内容常常被冠以“最后的什么什么”，大家围在一起辩论的是照片的选择，而标准则是萨尔加多式的，每一张照片的瞬间都要经典。

我并非是一个旧体制的拥趸者。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摄影师对边缘化题材的关注和压榨，意图明确的“创作目标”，一窝蜂地席卷而来，也让人厌烦。但是，这很快就随着更新，更刺激的形态的出现，随着“新纪实”潮流的涌来，摄影师的关注目标从穷乡僻壤转移到城市，从外在世界转移到所谓内心。同时，我们对这种叙事缓慢，语言过于安静的经典表达方式已经不满足了。

自从写了那篇挂历照片的文章，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纪实摄影究竟是否有所谓的“新形式”？我们为什么那么渴望新形式？和一个摄影师聊天，提到今年荷赛的获奖作品，而我发现，我当年追逐的所谓新颖的荷赛，它所推崇的作品形态和语言上的新鲜，已经走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而且，你还会发现，形态往往也是最容易把握的，甚至可以流水线生产。

我猜想，很多人看到周伟的照片之后，会发出这样的评论：“这照片太像那谁谁的风格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之前我做事情往往要追求和他人的不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我所在乎的。我想，也有很多年轻人和我当年一样，拿起相机拍了几下，便感觉没有“新意”，于是放弃。我看过很多这样有始无终的专题，作者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无法超越“大师”。我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受到影像弱点的束缚——它是表象的，很可能会导致浮光掠影的观看。我们太了解照相机，太了解摄影，太了解规则，却反而没有弄懂自己。

我想，周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周伟的照片，没有贴上所谓“周伟”的标签，这可能导致作品因为缺乏辨识度而无法进行品牌推广，风格——这往往是商品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我不知道周伟是否在乎，有一个结局可能会是，他会被忘记，而这些照片将一直存在。

最近很流行一个语汇“gap year”，就是给自己的生命一些喘息，一些缝隙。我的很多朋友也都觉得迫切需要这样一段时间。实话说，我在纽约，很多时候不太出门。呆在小屋子里，想了很多从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变化无穷，对我来说，过去的五年仿佛只过了一天，而我现在却特别希望能够让一天过得像五年那么长。

阅读周伟的照片，让我感觉到了时间的停顿。

我能贴出来的太有限了，请到周伟的网站看更多的照片以及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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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季：接连看到不少比赛消息，整理如下：
1，Magnum

马格南最近有不少奖项推出，一是面向年轻摄影师的Burn，之前介绍过，截稿期就要到了。

另一个是专门面向女性纪实摄影师的Inge Morath摄影奖项，年龄规定在30岁之下，截稿期是4月30日。

2， Getty
Getty最近又新增加两个奖金额为一万五千美元的大奖“GRANTS FOR GOOD”，奖项要求比较特别，需要摄影师和一个非盈利的公益组织合作，共同完成摄影项目。
除此之外，Getty还有奖励给报道摄影师的两万元大奖，每年将颁发给五位摄影师。

3， Eugene Smith
Eugene Smith人道主义摄影奖较之往年截稿期提前了两个月，截稿期是5月15号，详细情况在这里。
4，HCB (Henri Cartier-Bresson)

布列松基金会本年度的三万欧元基金，正在等待摄影师领取，截稿期是3月31日。点这里看要求。

5，最漂亮的报纸

这一条是有关评选结果。最近报刊设计协会（SND）评选出2008年度全球最佳报刊设计，榜单上有五家报纸，四家来自欧洲，一家是墨西哥。 名单如下：
* Akzia, Moscow, Russia
* Eleftheros Tipos, Athens, Greece
* Expresso, Paço de Arcos, Portugal
* The News, Mexico City
* Welt am Sonntag, Berlin
我最喜欢俄罗斯这家报纸的版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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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阵阵生病，当然，其实根本没什么，现在天气多变，本来就容易感冒，加之，有的时候就是想生病而已，想放下工作，赖在床上看电视，睡觉。而且，如果和隔壁波姬的病比起来，我就更不算什么了。小姑娘耳朵有些发炎，导致脸都有些肿。因为吃药也没有见效，她决定去医院看急诊，我决定陪着她去。

我们第一站是NYU的校医院，拿了个号，等了一个小时。

终于从大厅进入了一个小屋子，护士量了血压，温度，问了一堆问题，病史，吃的药，症状等等。然后把我们送到另一个屋子，“大夫一会儿会来看你。”她温柔地离去。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

医生伯伯终于出现。他问了波姬同样的问题。然后看她的耳朵，发现脸颊都红肿了。他很严肃，认为事态非常严重，我们需要立刻去大医院做进一步诊断，伯伯开始准备“paper”，嘴里嘟囔着：“你们中国人真能忍，早就该来了。”接着把一张纸塞给我们，遵嘱我们一定要打车，要冲到急诊室，什么不要管，拿着这张纸冲到分诊室窗口。

外面似乎气温骤然下降，我们冲进医院，冲到窗口。

“不不不，你们必须要先登记”——我还以为医生伯伯的纸片是圣旨，其实一切还是要照程序来。

登记处的男士，以平稳不紧不慢的速度，开始发问，id，生日、住址。。。。然后，发给波姬一个条码，去坐着等吧。我发现身后一个姑娘疼得哭，奇怪的是她的先生或者是男友，仍然面无表情地坐着，很耐心地等着。

大概十分钟后，分诊处的美女终于召唤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 病史，吃的药，症状，继续量血压，温度。然后我们被告知继续等待。

大概半小时后，终于得以进入里屋。又一个姑娘过来，此时，波姬虽然在发烧，但是已经能够非常流利地回答她的同一套问题。 “大夫一会儿会来看你。”她温柔地离去。

我们呆在一个显然是储存各种纱布，胶带的储藏间里。不断有人冲进来拿东西。外面的女保安嘱咐我，不要出来，现在有紧急事故。我从门缝瞅出去，一堆人在走廊里输液，一个男人在缝合，刚才痛哭的女子躺在车上。这一次，似乎等了两个小时。期间我们的催促得到的答案是，有两个人快死了，所有大夫都在全力以赴抢救，没有人手。

终于又来人了。她以同样的方式检查询问了波姬。我以为总算见到“真大夫”了。但是没想到她丢下同样的话，“大夫一会儿会来。”

好吧。

半小时后，伟大的大夫终于出现。

半小时后，波姬终于被扎了一针。

十五分钟后，输液结束。

历时六个多钟头的急诊终于结束。

以上拉拉杂杂说的是这么一个章节：波姬妹妹去见医生，需要过九重关，米国人都很守秩序。

大家周末愉快，保重身体，千万莫生病。波姬快些好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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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才知道，我在纽约干了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事儿——警察叔叔对我算是网开一面。

我也突然明白为何上次一位朋友在地铁里拍照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两位警察眼神那么诡异，似乎有些蠢蠢欲动——原来，在纽约地铁里拍照是违法的。

如果你不信邪，你可能就会和Robert Taylor一样，被弄进局子里呆半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位老兄的倒霉经历，我发现他的遭遇完全是和体制对抗的结果。Taylor在地铁月台上拍了几张照片，警察出现在他面前，看他的ID，并且告知他地铁里不能拍照。但是Taylor本人就在交通部门工作，他太自信了，和警察嚷嚷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法律，他觉得自己有备而来，掏出黑莓手机，里面就存着这条规定：只要不使用闪光灯、三脚架、反光板这些辅助设备，就可以在交通工具里拍照。

但是，Taylor很快就被拷起来带进了局子，警察叔叔说他们的法律不一样。 他们的理由是——911，是的，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位手拿相机的人是恐怖分子，纽约地铁规定不能对着行驶的列车拍照，不能冒犯公务人员，不能扰乱站台秩序。

别觉得将摄影师等同于恐怖分子这个说法很荒谬， 下面这张海报就是在号召市民举报可疑的摄影师：

上面说：成千人都在拍照，要是你发现其中一个很奇怪怎么办？恐怖分子，假如你有所怀疑，请报告。（消息来源：这里）

这种可疑“恐怖分子”的说法，其实是把所有街头摄影师都看作了潜在恐怖分子，英国这两天就宣布了这样一条新法律：如果警察怀疑摄影师有恐怖嫌疑，就可以进行搜身和逮捕。这条法规自然遭到了摄影师的反抗。瞧瞧下面这段视频，成堆的“恐怖分子”在抗议，举着照相机对着警车狂拍，竟然还有人不知好歹和警察合影。

Photographers Rights UK from Nick Turpin on Vimeo.

我真的很纳闷，那些真正的恐怖分子究竟是如何用相机作案呢？

反正，街头摄影是越来越难做了。被摄对象不乐意——有隐私的问题。（参见这篇博客：致亲爱的被摄对象）现在竟然还威胁公共安全。我们没有生在布列松的时代，也没有长一幅Bruce Gilden‘凶恶的面孔’，我们可怎么办！

附上我搞“恐怖活动”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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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会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最近两天突然多了起来。我猜想也许是那篇挂历照片的文章的缘故，我骂了人，似乎很高明，给人一种假象——我可以指点出更加高明的道路。而其实我也是个平庸的人。

我特别感激给我写信的朋友，我知道，因为你们信任我，才会和我交流。但每次收到来信我也很惊慌，怎么回信呢？我怕说错了话，给人家错误的方向，也担心自己说不到点上，让人家笑话。当然，还有时间、精力的原因，让我无法仔细琢磨那些照片。有个朋友过年前就发给我很多他的照片，希望我能给他编辑，我发誓，这些照片就在我桌面上，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很好的心境以及滕出时间来做这事情。我知道他肯定很失望，我也非常抱歉。

所以，要向给我写信的朋友说明的是，我可能会晚一些回信，不过，我说的那些话，请你们有选择的接受；我也可能一直都没回信，你们可以尽情地骂我，不过，要知道，这总比收到一封不痛不痒的回信要好很多。

早晨起来，感到感冒病毒似乎在发芽，头晕脑涨， 非常沮丧的是发现兴许是看电脑时间太长，眼睛红得和兔子一样。我希望今天能够放纵一下闭目养神。各位，你们有没有好音乐推荐给我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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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美国之后，很起劲地跑了一圈画廊和博物馆，但最近却有些懈怠，一方面的原因是对纽约（或者哪里都一样）的“艺术名利场”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从艺术家到策展人，从评论家到画廊，这种严密的生产艺术的机制让我似乎得了强迫症，或者偷窥癖？——在观看每个展览的时候，我都禁不住去把作品和这个流水线连起来考虑，作品背后是什么？这个艺术家如何踩着其他人的尸体爬上来？在展场内外我听到的总是人们在津津乐道画廊的定价策略，甚至是八卦绯闻，比如，他和他的策展人有那个关系。。。

早上起来，发现网络上正在流传一篇《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员的文章：《繁荣期结束，长命百岁吧，艺术》（The Boom Is Over. Long Live the Art!）。挑着看了几段，原来叽叽歪歪的人不止我一个。

每一年，全国各地艺术院校都会涌出上千名期待成名的毕业生，他们的工作就是给画廊、拍卖行提供所需的零售产品。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一群公关专家——换言之就是那些被称作评论家、策展人、编辑、出版人和职业理论家的人——这些人将适时地更新对那些作品的意义阐释。
这些专家中的很多人，或是直接或是间接，都在这个产业的生物链中获得报酬，而这则被另外一群人所控制：商人、经纪人、咨询师、银行家、律师以及在艺术贸易博览会中的那些策划人，他们浏览学校的花名册，挑选新人，决定行业走向，并且通过一种不为人知的算计，决定这些作品以何种理由而出卖。

那么，在这其中“艺术”究竟在哪里呢？是繁盛却也是枯萎，“质量合格”的油画和绘画比比皆是，它们经过正规的技术训练，紧跟时尚潮流，又有着部分的保守，也有说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回顾。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潮水般涌来的学院派绘画作品，精致的雕塑作品，令人叹为观止的摄影作品以精心设置的装置作品，每一个作品都包含这样一些基本元素：一个观点，它根植在作品内部或者是艺术家的声明中，以及一种统一的风格或者外观，仿佛摇滚乐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
…

文章结尾作者写道：

我希望在这个大的文化范畴里能有一个并非“正常”的土壤仍旧存在，在这里，不可预测，无法预测的事物——根本无法买卖——是主要的构成。对于我的这个想法——疯了！那些任何有一点点商业知识的人都会这么评价。
是的，就是这样，疯了。

这篇文章要看全文。抱歉我在这里断章取义。我喜欢这个题目—— 长命百岁吧，艺术——该用怎样的语气来阅读它呢？祈使的，充满希望的，哀叹的，还是，幸灾乐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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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不过，我的一位朋友和我说过，你可以从纯艺术领域跨界到编辑类图片，同时给媒体拍东西，但是你不太可能以给媒体拍照的身份，同时存在于纯艺术领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艺术很在意出身。

比如，安妮列伯维兹，她是风云人物，但她的身份却始终被定义在媒体圈，再怎么风光，画廊里的高艺术圈子里，永远只有辛迪雪曼的位置。

再比如说南戈丁，她是艺术家，却还同时涉足时尚领域，而且时尚圈就喜欢她这种范儿。我还在一个展览里看到过 菲利浦－洛卡•迪柯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给时尚杂志拍的照片，特别平庸，感觉像是国家地理杂志的风光大片。

每个人都有若干个隐秘身份，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面。或者说，被得以强调的总只有一面

最近，美国Bruce Silverstein正在展出日本摄影师 Shinichi Maruyama的作品，KUSHO（空中的书写）。摄影师用1／7500的速度记录了白色液体和黑色液体在空中相遇的那一刹那。

Shinichi Maruyama的简历很简单，甚至是空白的，只有一句话：他从2003年开始住在曼哈顿。我随手搜索了一下，发现Shinichi Maruyama是一个商业摄影师。他有一个名为biwa的工作室，专门以高速摄影为特长，接拍各种商品广告。画廊里展出的作品就出现在他网页上的“委托任务”的影廊里。

媒体摄影师跨界到艺术圈都很艰难，Shinichi Maruyama作为一名标准的商业摄影师却得以跨界到纯艺术领域，看来势利的艺术圈突然开始不嫌弃出身了？我并非鄙视广告，这些照片也很悦目。我就是对所谓艺术圈的游戏规则突然产生了好奇和困惑，不知道Shinichi Maruyama之后还是否还会拍商业广告，画廊又会怎样继续包装这位拍广告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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