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丰富的色彩，更多的图表，做一份面向现代读者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负责人如此解释他们的改版，此前，如同美国所有的报纸一样，他们也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员，摄影部门有四位雇员离职。

以下是改版前后，上周五（左）和本周一的芝加哥论坛报

改版后的报纸版面简洁，主图得到了突出。

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网站上，一个名为“全新的一天”（it is a whole new day）的视频，展示了改版幕后的工作。不过，视觉效果的增强不晓得是否是拯救处于寒冬中的传统媒体的一剂良药，传统媒体的“新一天”不知何时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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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召开的MIXX大会，研讨主题是网络广告，会议开始之前，参会者却得到了一份似乎毫不相干的礼物——《生活》画报经典回顾画册。

这并非是无来由的，因为生活画报的老东家，时代集团，刚刚和数字影像巨头getty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将携手重建生活画报的网站life.com。印刷版《生活》消失了，在线的《生活》将以什么面貌呈现呢？

《生活》已经“死”过很多次了，电视来了，它死过一次，互联网来了，它又死过一次，它最后一次复刊是在2004年，那个时候，这份曾经被无数摄影师奉为经典的画报已经很狼狈了，它作为报纸的夹页出现，内容有关消费、生活时尚，仿佛一本美国版的《精品购物指南》。这种无厘头的定位显然不能支撑这本杂志的生存，2007年3月27日，这个巨大的家伙轰然倒下。不过，对于这个传媒界的“死不了”，人们还抱有一线希望，没准哪天《生活》还会复生。

《生活》的网站其实一直都在半死不活地经营着，这大概早就成了getty眼中的一块肥肉。getty其实已经获得了时代集团老照片的经营权，这是getty网站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栏目，在国内，花三百块就可以买到一张哈尔斯曼当年给生活拍的照片，那真的是太超值了。

如今，getty已经不满足于售卖影像的生意，从微利图片开始，它似乎逐渐发现当现代人和影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字阅读被弱化，看照片成了一种更为快捷和省心的了解世界的方式——哦，历史似乎回到了1936年《生活》诞生的那个时刻，亨利卢斯写下了著名的发刊词：

看生活，看世界，目击大事。。。

所以，生活，又回来了。据称，新的生活网站将涵盖六百万张生活画报的老照片，每天还有来自getty的三千张新照片。这些照片按照主题、时间和地点分类，读者可以在线检索他们喜欢的照片。网站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广告、电子商务。他们还推出了一项新的业务，定制个人画册。

getty就是有商业头脑，已经把一些栏目包给了赞助商，比如星巴克赞助“名人”栏目，petmart赞助“动物”栏目，而另一个有意思的栏目——“我的一生”包给了惠普，这个栏目可以帮助读者选择相应的历史影像来回顾自己一生中发生的大事。

显然，这个“生活”已经不是那个“生活”了，但是从生活的再次重生，从getty的魔爪越伸越长，你可以嗅到越来越浓郁的“图像生活”的味道，这对于职业摄影师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些新的挑战。

延伸阅读，永别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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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pix 基金已经收到了一些申请。正好赶上十一，时间再延长几天，截止期延长到到十月八号，之后的申请不再接受。

十一的时候，教室不关门，写了那么多长篇大论这几天要整些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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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后再补充一些零七八碎的事情。

一， 作品的尺幅和数量

摄影师都希望自己的照片在展览的时候放很大，数量要足够多。但是在平遥就有一个问题，展览多而庞杂，观众的眼睛始终处于一种饱和状态，这个时候照片的展示反而要有节制。

这并不容易做到。比如ian teh的照片，我非常喜欢，昨天wangzhuo留言说，他在现场觉得照片太小了，看不过瘾。Ian的展示也一直让我头疼。一方面，他的作品是一个结构紧密的报道摄影故事，他的照片应该尽可能多，才能涵盖故事的全貌。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四人联展，四个摄影师的作品之间应该彼此照应，呈现一种整体性。Ian的照片如果全部放大，展线就拉得太长了。

Ian的照片有一种电影画面的感觉，我一直试图把这种感觉传达给观者，小尺幅，连续排列，应该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并且吸引观者走近仔细看。原本设计了要放大其中四张照片，放在一连串小照片上面，但是在画草图的时候，觉得不利于观众观看，就放弃了。

做展览对于空间思维能力是一个考量，真正到现场之后，我发觉，如果把ian的照片放很大，下面是小照片，尽管大照片的位置可能会比较高，但是观众可以通过调节观看距离，同样也能获得很好的视觉效果。Ian的这个展，还是应该有几张大照片。这是一个遗憾。

沈玮的照片只有四张，不少人都觉得不过瘾。沈玮的这部作品刚刚开始拍摄，正处于探索时期，在这个时候做展，更多是对作者创作思路的一种厘清，展示出的是那些留有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的照片，要少而精。

二， 作品的装裱

这个展览所有照片都没有加框，每增加一种展示元素，做展的难度就高了一成，我其实是选择了难度较低的一种方式。

但是无框装裱的局限性也很大，最常见的铝塑板装裱造价比较高，我们接触到最便宜的是240一平米。由于资金少得可怜，这次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美术馆的一家小店里找了个师傅，将之直接贴在木板上的，这种方式裱出来的照片很轻，便于携带，但是一不小心就裱不平整，照片上容易有脏点，边角的地方有些粗糙。

今年平遥土仓有一个日本摄影师的展览，展示效果很好，他们的作品没有任何装裱，就是打印出白边，然后用小按钉钉在墙上。当你对展场一无所知，一切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方法灵活性更大，可以让策展人把更多精力放在照片的内容和品质控制上。

三， 作品的辅助性解释

有的展览，为了把观者带到摄影者的语境里，把一些照片以外的辅助性元素也搬到展场中，我看到最离谱的一次是把一辆吉普车弄到了展场中。

美术馆的个展、回顾展，经常会采用这些方法。

好几个人留言说喜欢潘晓春的照片。他就在生活之中拍摄，我喜欢他捕捉到的那些仿佛剧照一样的真实生活场景。为了呈现他的作品样态，我从他博客里摘了一些文字，夹杂在照片之中，希望在照片、常态生活、摄影者个人之间建立联系。我对这个做法也比较拿捏不准，不知道是否显得有些做作。

另外，最开始计算展线的时候，出了一些失误，以为多出来8米的展线。我们把以前1416曾经翻译过的alec soth的摄影谱系图制作出来作为辅助性解释，目的是希望观者能够从更广阔的摄影史的角度上观看这些年轻摄影师的照片。不过，最后因为空间有限，这个图表成了遮雨工具了。

四， 总结
我在这里絮絮叨叨这么多，是有些自恋呵，因为作为观者，看到的就是墙上挂出来的照片。

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一些展览背后的秘密，要知道，影响你对照片观看态度的因素，可能有几十个，它们都隐藏于细微之中。

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离题很远了，似乎原本是要说一些关于七十年代的人和气质的故事，不过，我们布展的时候屠春同学已经作为80年代的代表混了进来，这是个有意味的结尾。

最后，感谢为这个展览奉献智慧和劳动的朋友们，文章、文轩、思然、E6、王卓、horse、子鸢、7+1组合，感谢你们………

最初的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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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和Nan在宜家选购做展用的装备，原本是为了实现展览中一个“伟大的”设想，没成想却成了非常狼狈的一次经历。

我们的目标是给陈春林的作品选购“家具”，是的，我们要买档案柜和镜子。

把陈春林拍摄的所有的照片都制作出来，以档案的方式呈现，这是我看到他作品之后的打算。对于一部时间跨度大的作品，一个好的展览，不仅仅要展示出作品的结果，还应该呈现出这组作品的过去和未来。画廊展出作品，局限在于过于强调照片的“卖相”，而在平遥摄影节展出，则可以摆脱这些束缚，做一些更大胆的工作。陈春林的展览，我设想是从档案柜开始，里面陈列他的所有照片，然后是三亚海滩拍摄的一整组照片，但不是像他以前展出时把一组照片拼贴在一张大照片里，而是将一天之内拍摄的42张肖像，分别制作，然后再组合在一起。最后是一张从海滩系列挑选出来放大的照片以及一面镜子——镜子？是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是从多至少，将繁杂的众生相归一，再由个别到全体，让观者在“照镜子”的过程中，看见自己也望见他人。

嗯，听起来规划还不错。

我和nan在宜家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正拿不定主意，铁皮档案柜摆在展场里是不是太小，收纳照片的盒子是用木头的还是纸盒，尺寸应该多大。镜子更是麻烦，大镜子如何运到平遥？悬挂是否有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头脑里飞速地过了一下电影，我把自己变身为陈春林，我想象看到自己的展览中前面是——宜家的架子，宜家的盒子，后面是——镜子。我忽然发现，我们这两个女性策展人，正试图把平遥的展场变成女人的卧室。

不，不，我们不能这样，这样太婆婆妈妈了。摄影师一定不喜欢。

我们两个人瘫坐在宜家的床边，面容憔悴地开始新一轮的研讨。陈春林的作品是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方式，不需要用太多的花招来展现。但是档案的想法就这样放弃那太可惜了。要不，全部贴出来，六百张照片全部贴在墙上。对，全贴上，简单而且直接。新想法让我们两个兴奋无比，丢掉了镜子、箱子。我们不仅仅节约了一大笔预算，同时也拯救了一个岌岌可危的过于“女人味儿”的展览。

当然，我们没有考虑把六百张照片都弄到墙上是一个多大的工程。这里要隆重介绍一个很不赖的贴照片的小工具：胶泥。如果用大头钉一张张按在墙上，照片尺寸小，而且非常密集，钉起来会很累，这种胶泥不会贴坏照片，可以反复使用，贴得也挺牢。不过，由于展览空间的限制，六百张照片没有都贴出来。但也折腾了好一阵子，最可怕的是，当照片刚刚弄到墙上，还没有歇几分钟，我们的展场就开始漏雨。。。我、nan和天空飞身挡照片的镜头，可惜没有人拍下来。

天空在做手工，42张中照片，和一两百张小照片，就是这样一点点弄到墙上去的。

然后就下雨了

我们都没有相机，用手机拍的，哼哼，没有拍到细节挺遗憾，有谁有漂亮的图，发我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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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喜欢玩一个游戏，上学的路上，几个偶然碰到一起的人，看谁能最先找到大家的共同点——比如，衣服都是五粒扣子，或者名字都是两个字。

有意思的是，无论怎样的一群人，总会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就在《凝视中国——四种摄影的观看方式》开展的前几天，我忽然发现，参展的、策展的、布展的，甚至连提供工作场地的咖啡店老板horse，全都是七十年代的人，要不是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我可能会连展览的题目都给改掉。

我对“策展人”这份工作的理解，可能有些偏执。我一直认为，把摄影师的作品，在后期赋予某种概念，组合在一起，并非是真正的策展人的工作。从源头把握作品，甚至藉由展览重新阐释作品，那也许更接近“策展”的实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对《凝视中国》这个展览很没底气，这个展览是从我的头脑里咚地一下跳出来的，完全来自一系列的偶遇。

我通过博客认识沈玮，1416组织的活动上碰到潘晓春，在成都发相机的时候忘记带手机充电器，给博客上经常留言的猪翅膀求救，来的是陈春林和杨怡，我们聊得甚投缘。而我早年间在博客介绍荷赛大师班学员的时候超喜欢的摄影师ian teh, 后来也七拐八拐认识了。所以，当7月份，潇泉邀请我在平遥做一个年轻摄影师的展览的时候，我的小私心作怪，希望给这些我喜欢的摄影师做一个展。

摄影师确定之后，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这其实已经完全背离了以上谈到的我对策展人的理解——策展人应该先弄一个饭局，再邀请人，而我却在重复自己童年的游戏，给一群偶遇的人找共同点。

但是，我越来越喜欢他们的作品。我发现，他们的照片中都包含着一种长久的观看过程，并没有急于求得某个结果的心态。比如，我曾经和沈玮聊起他的新作品《中国情节》的创作，他没有“明确的目的”，从一种空白状态开始，一直沉浸于一种缓慢的探索过程中。

这几个摄影师的作品还有一条脉络贯穿，他们的照片都是当下中国现实的映照，却没有选择那些浮躁的“中国符号”，而是有自己的看法。和ian teh 见面的时候，他说自己在北京好多年，却哪里都不认识，作为VU图片社的摄影师，我看到他的老前辈都在拍北京新建筑，他却不动声色地去山西拍煤，拍了两年，奥运的时候却蛰伏了起来。他说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叫做“暗流”，那是因为在未来，这些被忽视的都会逐渐显现。

我还发现了这四个人一个有趣的不同点，他们都用很“摄影”的方式创作，但是具体的方法却完全不同，沈玮是很学院派地创作艺术作品，潘晓春则在日常生活中观看和发掘，陈春林在尝试为当下的中国人制作视觉档案，而ian则是可以被归作“新纪实”的那种表达方式。

于是，我弄出了这样一个展览题目《凝视中国——四种摄影的观看方式》。策展人的话写得仍然有待商榷，我将之贴在click园地里请大家批评。

Nan同学在审阅策展前言第一稿的时候，指出了我的很多错误，我去掉了其中一些什么“最好”之类的浮夸语汇。但是我仍然保留了她不太喜欢的这句“这里的四位年轻摄影师，在浮躁喧嚣的年代没有迷失”——这句话是有些做作呢，但是，我总觉得，在当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晓自己作品的弱点，这很好，也很不容易。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展览，我觉得，生活中没有偶遇，是一系列细碎无声的铺垫，才造就了必然的相遇，否则，早就擦肩而过了。

明天再说展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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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的事儿，先暂停一下。明天开始介绍我在平遥做的另一个展览的故事，题目叫做“7个70年代的年轻人”，吼吼，这个展览之前很少提到，不过也有很多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常看1416的朋友不知道是否记得David Lesson，去年的这个时候，这家伙鼓吹未来的摄影记者都是拿着高清摄像机拍照，视频提供给网络，截图用于报纸，很多业内同行都说他是疯子。（大卫的宣言，这里，这里）

David Lesson当时可能不会想到，有更加让他省心的方法解决他所面对的麻烦，尼康D90和佳能Eos5d MarkII的登场似乎没有预想到的那样轰动，大概是之前的各种铺垫已经让摄影记者们预感到它们的到来。

北京奥运会时火了一把的摄影师vincent  laforet最近又成了热点，他成为佳能钦点试用Eos5d MarkII的人选。我点开他拍摄的样片，大失所望。在72小时内，他拿着EOS MarkII证明了摄影记者完全能够胜任拍摄视频的工作，只是，这个三流的高清MTV作品，如果它真的开启了摄影领域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始是多么的乏味和无聊，且充满了商业气息。

摄影领域两个巨头尼康和佳能，已经从胶片转向数字，现在又开始把静态和动态融合在一起，但鬼知道这个产品是不是也只是过渡，朝代的更迭越来越快了。David Lesson曾说过：“当我拿着HDV在听众面前宣布：这就是新闻摄影的未来。不难想象，你们都会把我当作疯子。”现在，恐怕没有人质疑他的预言吧。

在平遥很遗憾没有听东早常河关于流媒体的演讲，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国内摄影领域才刚刚破冰，但我们总是这样，一旦开始便排山倒海，过去的痕迹将完全消失。

是时候讨论新闻摄影的未来了，继90年代，对新闻摄影的死亡很是热烈地研讨之后，现在又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大连那边的MA课程请来几个大佬，比如Brain Storm和Dirck Halstead开了专门的研讨会，课程的负责人DJ Clark很是贴心，把研讨的全过程制作成视频供大家下载，点击这里，开始了解——新闻摄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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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百多个胶卷里挑照片，头绪纷繁复杂。

展览中不可能把50个人的作品都一一作阐释，要挑出一些单幅照片，这实在让我头疼。单张照片的选择途径太多了，甚至可以说，放在不同的语境里，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有意义。

我最初的选择很“学术”，按照内容的多样和情绪的起伏排列照片，比如废墟和日常生活都要兼顾，镜头角度的变化相互间隔。在给E6看的时候，他还是觉得意义不明。我们又回过头来重新翻看其他的照片，那些出其不意的瞬间让E6不断发出赞叹。他因此给我一个建议——就把那些让你第一眼就觉得快乐的照片拿出来。这时候，我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又犯了高高在上的毛病。我要做的是还原这些照片的拍摄，而不是生硬地强加一些所谓的“意义”。

E6和王卓在咖啡馆儿帮我整理底片

较之单幅作品，拍摄者胶片里的故事其实是最有趣的。喻师傅在以前的博客里提到过，他的照片都来自一次又一次的跑车途中，我挑选了他的这样一些照片展出：

参与拍照的羌族释比王明杰师傅，一直在用自己的小相机给同村人拍肖像。他认为地震给老人和孩子带来的伤痛最为严重，因此镜头更关注他们，把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喊出来拍照。他用这台相机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尹素曾坐在丈夫的摩托上拍了很多照片，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卷照片。问起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些照片，她说，以前在这里经过，都是很漂亮的风光，地震之后，一切都变了。

尹素（上图）和马格南摄影师patrick都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了同一个场景。

以上这些照片里的故事，在我的计划中是要放在院子里正中的那面白墙上，观众可以进院子之后细细观看。但是等到了展览现场才发现出了大问题。展板比我预计的要高一大截，照片都出的是10寸大小，那样就完全被吞没了。最后只好把它们转移到进门的墙上，和单幅照片的位置对调。但是一般人进我们小院子的时候，脚步都比较匆忙，期待尽快进入院落，所以这些照片很容易被忽视，这是一个遗憾。

临时改变布展思路。我，nan和天空。屠春摄

总结这个展览的问题：

1，  没能展示出活动的过程。只是单一地呈现了结果。

2，  展示手段仍然显得单一，无法显现出照片的多样性。回来后我偶然看到马格南的一些展览现场，觉得很有启发。

3，  这两个展览最困扰我的是作品的装裱。村民的照片一部分是铝塑板无框装裱，另一部分则完全没有装裱，就是打印了一个白边。Patrcik则是较为经典的装裱方式。Horse建议我应该按照村民自己家里挂照片的方式呈现这些照片。我非常认同他的意见。不过，感觉在展场里仍然没有把这种味道体现充分。

4，  没有给参与拍摄的汶川人以发言的机会。比如——让他们挑选自己的照片。

5，  展览现场和参观者的互动不足。

这个展览就说到这里。我会在奇遇花园咖啡馆放几本我们这个展览的小册子，想要的朋友可以找咖啡馆服务员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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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平遥那几天始终很忙——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

只有难得的一点时间，我坐在院子里观察参观展览的人行走的路线，当人们真的沿着我们设计的观展线路行进的时候，心中一阵狂喜。

进门的地方原本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我们在门口的地方做了一堵墙：

（不要埋怨门口海报贴得太显眼，这个小门不留神就会被忽视）

之所以放置这面墙，一方面是起到“影壁”的作用，制造一点神秘感，另一方面，在入门的左手处有一个狭长的空间，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展区，这块展板就起到了引导观众进入展区的目的。

（这就是第一个展区。照片只在一面墙上出现，是为了保证通道的通畅以及观看视线的集中）

拐进小院之后，在右手边放了一个小展台

这个展台的功用之一是用来挡路的，参观者因此不会从这里钻进去，而是径直超前走。

此时正前方是一面展墙，我很喜欢这组照片，是佘永飞他们兄妹去医院看父亲的路上拍的，一路走，一路歇息，大山，蓝天，铁轨，都记录在胶片里。

由于这面墙挡住了去路，观众会掉头回来沿着我们的主干道前进。走到头之后，主展墙是单张照片，而左边的小院子是patrick的专区

patrick的照片和外面的照片气氛完全不同，有着浓郁的悲伤的情绪。

从patrick的院子出来，对面本来是明信片和羌族文化专区，后来因为空间狭小，移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院子。希望我的描述没有把你绕晕。

一直有人问我，这里一共展了多少张照片，似乎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也就四十张，而且尺寸都不大。最后竟然还有一面墙上没有照片。有人觉得这个展览看了太不过瘾了，我的意见是，在平遥，如果有个展览让你看了之后意犹未尽，那就是我们的胜利。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做展人，我尝试做一个质朴的展览，但是，在一个展览中诠释影像远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这两天我又反省出了很多错误，明天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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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遥离开的时候我忘记了，应该一个人，到两个展场去走一走。很是凑巧，不管是“拒绝旁观”还是“凝视中国”都处在大展场的角落，很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呆一会儿。

刚刚把所有照片都挂到墙上一分钟，天空正在巡场。

昨天晚上又失眠了，我爬起来打开电脑，阿美在平遥领奖，汶川人的作品得了一个特别奖，不管仪式多么的乏味，那一时刻都是美好的，他们的心灵纯洁，眼睛干净，照片才会好看。19号晚上在平遥的土仓幻灯展上放这批作品，张大大非要我在结束的时候说两句，放映的那个台子太高了，我害怕站在那里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汶川摄影师也在现场，我很想向他们致意，他们的照片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但是要说的话太多了，又似乎说什么都太做作。结果，说话的时候变成了结巴，完全词不达意。

我从平遥回来了，想了想，还是把平遥两个展览的布展手记起名为“做一个展览”，虽说“策展”是当下很流行的词儿，但是一来我还没有达到“策”展的份儿，二来，两个展览都是纯手工“做”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辛苦和快乐。

先说汶川这个展览，从相机发下去到展览出来，一共只有两个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个展览简直是奇迹，网易的小团队，1416的伙伴们的通力合作使这个奇迹变成了现实。

汶川人拍到的照片，是身处其中的人，以平常目光捕捉下来的震后场景。大地震的强大冲击力和必须要继续下去的生活之间的碰撞，让这些照片那么的真实，不用任何文字说明，他们的生活被还原到我们眼前。

在准备平遥展览的时候，我手边一共有两批收上来的胶卷，第一批一共78个胶卷，第二批有72个（这批胶卷8月底才到我手中，没有时间仔细琢磨，很可惜）。这么多的宝物，选哪一些展出，实在太令人头疼了。

我首先想到，应该让这些照片尽量以“无选择”的方式展现，那就是把所有的照片都制作成小样在现场展览。但是，这个主意在现场的实施后来走了样，空间太狭窄了，没有为这些小样设计出专门的展台，与观众的互动无法形成，最后，小样改成了义卖（买到的人真的有福了，这是这批胶卷的第一版小样）。

另一个环节——明信片的发放也有同样的问题。为了在观展者和这群特殊的摄影者之间形成纽带联系，事先挑选了几十张照片准备印成明信片，看展览的人可以现场写上几句话，由我们从平遥寄回汶川。可惜的是，最后因为时间紧迫，只印了一套10张的明信片，邮寄的想法也没有充分实施。

我提前去平遥两次看过场地，汶川展览位于一个小庙里，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环境很幽静，但是对于展览作品就很麻烦，因为现场的各种复杂的视觉因素很容易把照片“吃”掉。我的想法是要因地制宜，另外则要有节制的放照片。

第一次去的时候，院子里的花和树让我联想到汶川作品中也有很多花草树木，于是决定做几个小展台放在小院的花草中间。胜春是我们的大内总管，他提前到平遥布置展场，监工制作出的几个小展台，我非常喜欢。

小院原来的场景

摆上展台之后

小样和其中挑出来的照片同时展出

这个小院还有一个问题，进入院子之后观众很可能被各种因素吸引而到处走，和美术馆展览不一样，观展路线是确定的，展览的思路也很容易传达。在这个院子里，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如何把这个概念传达出来，都很困难。当然，有人也觉得不必在这上面费心，观众怎么看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引导观众按照我们的逻辑来看展览。

该怎么办呢？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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