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家伙无意间闯入一个网站，发现里面都是按日期排序的宝丽来照片。
照片是个不知名的摄影师拍摄的，没有文字说明以及任何线索。循着照片的顺序他不断地进行推理，摄影师似乎是搞电影的，他喜欢音乐。。。。。1997年他得了癌症。他和心爱的人结婚了。婚礼后没两天，他又躺在病床上，两个朋友在给他弹琴，转天，他去世了。。。。
摄影师去世之前不久的自拍
闯入这个网站的blogger后来证实这些宝丽来照片是由一个名叫Jamie Livingston的人拍摄的，他用Polaroid SX-70 连续拍了18年，他把这个项目叫做Photo of the Day，如果他没有去世，也许他会有自己整理这些照片的想法，不过，遗憾的是，他的宝丽来停止在1997年10月25日。
摄影师的朋友在他去世之后给他办的展览
曾参与报道灾难等极端事件的摄影记者Patrick Hamilton给同行以及媒体的一份灾难报道清单：
在现场工作时
后方报社支援
结束任务之后
埃迪亚当斯（1933-2004，Eddie Adams）是另外一张著名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枪杀越共》（1969年获奖）的作者。这片子大家也太熟悉了，无须做更多解释。
想起说埃迪亚当斯，并不是特别为了和昨天的文章凑成系列。这是因为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他作品的回顾展，令我非常吃惊：这个展览由一个画廊举办，埃迪拍摄的《枪杀越共》这照片的前后两个瞬间都同时展出，所有作品下面都由一行小字：欲购买请与画廊联系。
埃迪亚当斯于2004年去世，如若他在世，绝对不会干出这件事。《枪杀越共》这张照片并没有给他带来如凯文卡特那样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但是他自己却因此内疚了一辈子。
他在给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将军杀了越共，我却用相机杀了将军。静态的照片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人们相信它，但是照片却常常撒谎，因为即使没有任何篡改，它也只是讲述了事实的一半。
这张照片没有说的事实是，假如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处于将军的那个位置你会怎么办？假如你抓住了一个可能炸死两三个美国人的所谓坏人，你会怎么处理？
亚当斯事后以个人的名义向将军以及他的家人道歉，而这个将军也一生都伴随着人们的唾弃。他一直对自己因为这样一张照片出名而耿耿于怀，他说自己曾经拍过48个越南难民挤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船里逃往泰国的场景，这张照片以及相关报道让美国总统卡特接纳了二十万越南非法移民。亚当斯因此获得了罗伯特卡帕奖，他说：“你看，这照片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不断地拍摄战争与灾难逐渐让他厌倦：
有一次，我拍摄一个在饥荒中垂死的孩子。我不得不一面把相机对准孩子，同时把头转过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他们的痛苦，我不得不一次次的哭泣，但是我除了拍可恶的照片却什么都帮不上。就只有照片。
随后亚当斯开始逃避给自己带来噩梦的世界，他专心于拍摄肖像，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拍，同时他还办了一个培训班，每年都有大量年轻人从这个班上收益。
所以，这个名叫“用相机武装自己”（armed with a camera）的展览肯定违背了亚当斯的意愿，那张他永远也不敢挂出来的普利策得奖的照片，如今挂在画廊里出售，亚当斯的在天之灵该会叹息吧，这个展览应该叫“用金钱武装自己”（armed with money），这是当代摄影师生存现状的一个折射。
这两天，大家都拿凯文卡特（Kevin Carter）来说摄影记者的职业道德。但是凯文卡特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大家怒斥凯文就是照片里的秃鹫，孩子是受难人的象征，凯文的女儿却说父亲是那个无力的孩子，现实世界才是秃鹫。
1993年，苏丹大饥荒时的那张经典影像：饥饿而无力的小女孩和秃鹫，作者是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Kevin Carter）。这个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名为《饥饿的苏丹》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一方面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另一方面，不少人谴责卡特残忍，没有放下相机去救小女孩。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之后不久，凯文卡特自杀。那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在一次摄影任务中死亡，生活穷困潦倒，批评的声音步步紧逼，灾难的惨象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卡特的遗书是这样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
“难过啊. . .没有电话. . .没钱付房租. . .没钱养孩子. . .没钱还债. . .钱. . .那些可怕的记忆为什么总缠绕着我，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孩子、疯子，总是警察，总是屠夫. . .”
2004年，导演Dan Krauss 拍摄了纪录片《凯文卡特之死，砰砰俱乐部的悲剧》（The Death of Kevin Carter: Casualty of the Bang Bang Club）（注：砰砰俱乐部bangbang club是凯文和他几个朋友的小团伙，成员都以拼命三郎的心态报道灾难以及突发事件，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法则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拍到照片）。
这部在多个摄影节获奖的记录短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处于极端状态下的记者们，他们对人类所经受的痛苦的目击和记录是不是比他们施以援手更重要？或者说，那些冷静的观察者，就好像卡特照片中的秃鹫，是不是在用他人的血肉供养着自己？片中没有答案，导演认为或许这就是答案，在他看来凯文卡特的故事说明道德的抉择不是纯粹的，尤其是在战争中，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只有在谁能够活下来这个艰难的问题中作出抉择。
HBO对Dan Krauss作了访谈，以下是部分对话的编译：
HBO: 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讲述凯文卡特的故事?
Dan Krauss: 我最初和大家知道的事情都一样，我早就听说了关于凯文卡特的故事，一个目击了太多的血腥，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并被他看到的现实所折磨的人。我同时也非常好奇，为什么他在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个记者梦寐以求的最高奖项之后突然自杀。
我后来发现，凯文卡特的故事比我最初所想到的问题要复杂许多。这是一个经典寓言，拷问着在这个一切都被照片记录下的新技术时代人们的道德。凯文的故事也是一个尴尬的象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在悲伤的场景下，应该记录还是干预？
HBO: 当你去采访凯文的家人和同事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Dan Krauss: 最打动我的时刻就是和凯文的家人和朋友面对面的坐到一起的时候。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所以，当我走进他父母的房间，看到他的家庭合影，他生命的痕迹。我被深深震动了，我想，凯文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传奇，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
HBO: 你能说说那张照片对他的影响吗？
Dan Krauss: 获得普利策奖对他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凯文坚信照片真的可以改变现实，就好像照片在越战期间发挥的作用一样，那时候照片改变了政策，改变了战争的走向。所以他和他的同事们都希望达到同样的目标，希望能够通过照片引起对非洲的关注，从而帮助这个国家克服困难。而这张照片则完美地实现了他的理想。所以对于凯文，这照片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当然它同时也带来了对他行为的批判。这给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些批评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也一直在试图质疑这些批评是否真的合理。
HBO: 批评的意见就是，你应该剥削你的被摄对象还是帮助他？
Dan Krauss: 是的，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头脑里都不断地在掂量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摄影师如何做是对的？是拍照还是救人？那些受难者是我可以拯救的吗？我用我的双手就能改变现实还是我用我的相机可以获得更大的力量？我想这个秃鹫和小女孩的照片则把各种矛盾带到了极致，而凯文一直也并没有为他的困惑找到更好的答案。
另外一方面那张照片给他带来很大的荣誉。得了普利策奖之后，他一时无法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奖励。他也对自己是否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而心里有个疙瘩。他的一个好朋友Ken Oosterbroek恰巧此时在采访的时候丧生，他觉得Ken才是真正应该获得普利策奖的人，让他更加内疚。
HBO: 凯文的女儿似乎对那张照片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看法。
Dan Krauss:我觉得她的话非常给人以启发，不像她这个年纪的言语，我和她聊天的时候她只有16岁。她说在那张照片中，她觉得父亲凯文就是那个无力前行的孩子，而整个世界则是那个秃鹫。我对她的观点很感兴趣，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凯文是那只秃鹫，而这个女孩则反过来了，她把凯文放在那个孩子的位置，而全世界都在冷漠地看着他。
又：当时和凯文卡特一起工作的摄影记者Joao Silva在后来一次采访中从他的角度讲述了当时的拍摄情况。他们随联合国一个派发粮食的直升飞机降落到苏丹，在发放救济粮的三十分钟之内，他们有机会拍一些照片。凯文就在直升飞机附近，据他讲，当时凯文看到了眼前可怕的场景惊呆了，他拍了不少饥饿孩子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孩子蜷在地上仿佛在哭泣，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取救济粮，暂时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凯文轻轻地调整了角度，为了不惊扰秃鹫，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头，他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 Joao说他也拍摄了同样的场景，但是没有得普利策奖。
RD其实早就把最后一部分发给我了，不知道怎么搞得一直没有收到。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故事的结尾，抱歉。前两部分请点击这里和这里。
《在路上》的不同版本
“这是一段很好的旅程，不是吗？”几天后，在他平遥旅馆的院子里他对我说。”至少，这段旅程很有趣。我只想找条凳子坐一下，你知道吗？我需要好好想想这一切。则会让你回想到过去。我开始想到我的父亲。如果他看到这一切，会骄傲吗？他很想出名，你知道吗？但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出名的滋味。
“我想他会很骄傲的。我妈妈也应该会很骄傲的。我很想给她写封信——不过当然我已经办不到了。我也想我的孩子。这些都让我悲伤。
“不过那段日子依然是美好的，你知道吗？比我想象得还要美好得多。那些艺术家们告诉了我生活的意义。否则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一个乡下孩子，甚至没听说过同性恋。
“我在纽约那会儿在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杂志社工作。那里有个人——他是个正宗的妓女的儿子，曾经在空军服役——对我说艺术家们都是打黑色领带的。当然，我才不会打黑色领带。我知道这纯属误导。一个月后我就辞职去了秘鲁。
“我看见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能从我身上获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是他们似乎能够为自己围在一个著名的艺术家身边感到高兴。或许就是这样吧。生活真的很美好。”
我们在罗伯特和丽芙下榻处的院子里聊了很久，关于那些过去被我们遗忘的重要的人们。我们就着牛奶和松饼喝着咖啡。我们点燃了几支香烟。丽芙参加了进来，刚刚休息过的她显得特别的精神。她看起来就像是弗兰克的妹妹，有着无穷的精力。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过小孩，她也不想要。
第二天一大早，我隔着墙听到他们的对话。大师有些紧张。今天又会有新的活动，而又会有一群人围在他身边，这样的紧张氛围会让大师变得健忘。
“罗伯特，你的脸，”她说。
于是罗伯特开始刮脸。
“罗伯特，你的袜子。”
于是大师脱下鞋，抓了两只不是一对的袜子穿上，走出房间，鞋带散着。
不多会儿”粉丝们”就到了，来的人里面还有几个政党官员，还有李振盛——这个用相机记录文化大革命那段最血腥的时光的勇敢而正直的中国摄影师。一位高官看到弗兰克这幅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样子大吃了一惊。带着一丝献媚的神情，跪下来帮弗兰克系上了鞋带。另外一个官员扶着弗兰克的胳膊肘帮他站稳。李把他肩上的头皮屑帮他拍了下来，并且把他抱着。弗兰克苦着脸(sour-faced)看着这一切，紧紧地抓住他那唯一的老伙计——比利——把它往腰上拽。
看着这样的场景，丽芙说她觉得摄影完全就是堆狗屎(mostly
shit)，就是机械操纵的干枯造物。除了罗伯特。罗伯特的作品是艺术，她说。丽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性，同样是一位成功的铁艺师和画家，而不是作为大师的妻子而闻名。
“我爱他，”她说。”但有时候他不喜欢我。”
昨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关于岁月、死亡以及渴望。一位年轻的水手划着小船来到她的窗下想要带她远走高飞。她爬出了窗户，唇轻轻的贴上小伙子的耳朵告诉他，”我爱你。别告诉任何人。我老了，但是还没那么老。”
“我们之间的感情还不错，”当她谈到她和弗兰克的关系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一点都不喜欢我，那我可受不了。”如果弗兰克就现在失去，丽芙说，那么她会马上跟着他去。
罗伯特•弗兰克可能看不到中国的乡村，那充满了惊叹的土地，那些新老对撞的战场。也许他看见了，但那些都不是真实的。权利当局不可能让他真的看到什么。他们看不见的双手保护着他，也隔绝了他。中午他们带他出城去吃了一顿饺子开车十公里左右去参观一座古寺，以及一个现代化的农场。他随身带着宝丽来，并且试图表现得开心一点，但是他太累了。在城墙上的时候，他再一次倒下了。不过这一次他身边都是相机，数不清的相机。
接待人员把他带到了山西省会的一家私营宾馆，让他在那儿待上几天修养一番。我们约定在北京再见，然后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坐在长椅上的谈话。
早上七点的时候，我敲响了他在北京的宾馆的门。这家宾馆看上去光景不太好，铺着老旧的地毯，充满了烟草和泥土的味道。房间里传来一些响动，就像是一个装满了衣服的袋子倒在了地上。我担心的等着，他不会又死在里面了吧。
门突然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乱糟糟的头发，然后是挤满眼屎的眼睛，然后是他的嘴巴。
看见是我，弗兰克马上打开了门。站在那里，下身赤裸着，睾丸吊着，差不多有半条大腿那么长。穿着两只拖鞋，一只棕色，一只米色。
“进来吧。”
“我的天啊，罗伯特，怎么了？”
“我找不到我的裤子了。”
“比利？你把比利搞丢了？”
“昨天晚上他还在这里的。”
他的窗外是一根烟囱，影子映进来就像一根巨大的阳具。”风景不错，不是嘛？去旁边房等一会儿吧，我马上就过来。”
我走进他套间的卧室。他的妻子坐在床上，光着身子，用一件睡衣(kimono)挡在胸前。
“噢，天啊，对不起，”我有些结巴了。
“没关系，没事，”她说
“有关系，很有关系——这就像看见你妈妈裸体一样。”
“头转过去。”她穿上了睡衣。
我偶然的就这么看到了弗兰克的孩子可能看到过的。一个艺术家放荡形骸(unabashed and
unashamed)的生活。无限的自我主义、幽默、敏感。我找了个藉口走出卧室，看见弗兰克正弯着腰艰难的把那条老裤子给穿上。这样的景象看得有些让人唏嘘。我点了一根烟，看着窗外的烟囱，想想，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老人。他完全一点也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活到这样的境界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吧。
我们从旅馆出来，走到对面的公园，挑了一张菩提树荫下的长凳坐下。旁边有一群老人们穿着红舞鞋翩翩起舞，还有一个穿着小礼服的主持在介绍跳舞的人们。这明显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一些习俗。
“那么，你喜欢中国吗？”我问。
“不喜欢，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他说，指着在简单愚蠢的旋律中跳舞的老人们。”我看到这个就会想到’顺从’。不，我还是喜欢美国！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美国人！”
“那是什么？”我问。
“最重要的一点，一个美国人是个自由的人，”他说，”那里没有历史。美国梦？我不清楚。但是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他又回到了年轻时在黎世时候的日子，回到了他在放映屋看的那些美国影片中。在华莱士•比里（Wallace
Beery）的影片中，强大的令人振奋的角色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这一切看起来与他父亲的不幸家庭相去甚远，那是一个男人不得不屈从于他不想要的生活，他娶了一个富家女，并为此支付他的余生。
“我很好地汲取了教训，”弗兰克说。
罗伯特•弗兰克是一个谜：集冷酷、不专情和忧郁于一身。他厌恶伤感主义和甜腻的事物。当我问他是否想看看我宝宝的照片时，他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看那个东西？”
他对待摄影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相信，数码摄影以它能够删除的能力摧毁了记忆。艺术学校是另一个问题，把学生教导成为瞎子。编辑就更坏了，他们剜出了艺术家的眼睛。摄影：有一分钟它根本不是艺术。接着，或许它又是了，然后又再次被否定了。这就是罗伯特•弗兰克。
” 现在有太多的影像， “他说，
“有太多的照相机了。我们都被观看，这变得越来越愚蠢。好象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特别的，那只是生活。如果所有的时刻都被记录下来，那么就没有美了，而且摄影可能也就不再是艺术了。或许它从来就不曾是过。”。
或许这正是他的过错。谁会相信，一个毛茸茸小个子可以通过拍什么也不是的快照，从而挣到数百万美元？任何人都是可以拍快照的，所以，可能任何人都可以出名，只要得到哪怕一次幸运。
弗兰克看着跳舞的人们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他的妻子出现，也在跳舞人群中旋转。这个老人发出了真正的的笑声。 “我今天很高兴” 。
我们抽了一支香烟，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这很好。他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接着，我发出了这样的问话， “你是否带了什么照片在你的钱包里吗？ “我问。
“可能有一张。”
他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了他的钱夹，在一些收据和医疗保险卡中翻阅。这就是。大师随身携带的唯一图片是一张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名片大小的照片，在照片底下有黑体字写着”尼亚加拉大瀑布”，以防其持有人忘记他看到的是什么。
“它一定非常漂亮，非常浪漫，”他怀着希望说。原来罗伯特•弗兰克从来没有到过尼亚加拉瀑布。 “是吗？浪漫吗 ？”
“是的，很浪漫， “我撒了谎。为了让老头高兴。
灾难，只是故事的一半
“灾难过后”项目（The Aftermath Project）是一个公益组织，专门资助摄影师对战争、冲突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进行深入报道。每年将有一位摄影师得到它的资金支持，完成自己的摄影项目。在它的网页醒目位置有一句话：“战争，只是故事的一半”。这个组织希望通过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持续的伤害的展示，来阻止战争的发生。今年获得此基金支持的摄影师是Kathryn Cook 的摄影项目：抵抗之记忆：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种族仇杀（Memory Denied: Turkey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最近这个基金也将去年的获奖者编辑成一本同名画册出版。
Aftermath关注的是人祸，而面对当下这场天灾，我们也看到的仅仅是故事的一半。难以想象，稍微平复之后那些幸存者的生活该如何继续。新奥尔良水灾过后，美国有两本主题都是关于灾难之后的画册，风格也极其相似，一本是Robert Polidori的After the Flood。另一本是Chris Jordan的作品 In Katrina’s Wake: Portraits of Loss from an Unnatural Disaster。
Robert Polidori的After the Flood
Chris Jordan的作品 In Katrina’s Wake: Portraits of Loss from an Unnatural Disaster
有很多摄影师朋友都急着往震区赶，但是对这场灾难的报道也许应该在1年、2年、甚至10年之后开始也不晚。
此次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可能也会催生报纸媒体的变革，《东方早报》的摄影记者从一线发来的多媒体报道恐怕是国内摄影记者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的第一次尝试。记者的口述和现场的声音，以及他的摄影作品，让我感受到了更多来自现场的信息。悲情汉旺、惊险北川、平安纸条，这几个作品虽然仍旧有其不足之处，但是作为中国摄影记者的首次多媒体试水，尤其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产生的作品，它们预示着变革的开始。另外，东早的纸质媒体的版面设计也很独特。
东早报道汶川地震的头版
前两天，有个朋友在留言中批评摄影记者冷血，我也做了一些回应。朱墨也谈了他的看法。今天想补充一些想法，感谢flash那么直接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在当下，他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更多摄影记者进入灾区，有更多影像可以传出，关于地震的信息已经铺天盖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拍？
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是早上看到年轻人洪伟写的一个博客，提醒人们如何参与救助，其中最后一条是：
灾情惨烈大家都已经知道,记者、摄影师朋友请不要过多渲染这种气氛。。。请尊重死者,尽量不出现死者和悲痛家人的照片。
这次地震，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于这种重大灾害的“现场直播”，视频、音频、照片各种手段、电视、网络、博客、手机各种媒介齐齐上阵，撕心裂肺地痛过、哭过之后，该是安静地思考能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对于那些在现场的摄影记者来说，我觉得镜头在这个时候应该多一些禁忌，应该谨慎，再谨慎一些。 当“痛苦”这个事实已经不是事实了之后，你的照片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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