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放送我手里最后一些照片，都是孩子拍的。
小双
陈泽超
上面两张照片是小双和陈泽超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安置点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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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瑜
右边的小照片就是拍摄这张照片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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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小学学生的片片儿
8月 7, 2008
8月 6, 2008
没有完整版
我不想把他们的照片“神化”，我的喜悦在这里：他们的摄影不存在表演欲望，照片也因此更真诚。
有人质疑这些照片是经过编辑的，已经脱离了他们生活，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所谓的“完整版”以及“真实生活”的追求，我还是有我的想法。
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本邓晓芒的《灵之舞》，书里有一个水仙花茎的故事：
孩子捡到一个晶莹的水仙花球，“那冰凉宜人的感觉，那蕴含某种生命力的神秘色泽，诱使他用柔嫩的指甲剥开球茎的外层，窥探其中的奥秘。他惊喜地发现，在他的指甲底下，显露出了一个更加晶莹，更洁白无暇的层次”，“但是，过了几分钟，他又发现他心爱的宝物的缺陷了，表面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污迹，也许是他的脏手带给它的”，他继续剥下去“那珍珠色的球茎还是逐渐失去了它的润泽，因空气的氧化和水分的蒸发而变得晦暗。于是他只好不断地剥，一直剥下去。”。。最终，孩子失去了他的宝物。
我们现在似乎也在剥水仙花茎：我选出来的照片已经不真实了——应该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自己的选择也会带有取悦观看者的愿望——应该看他们所有的照片——他们所有的照片也不能代表什么，因为照片拍出来就脱离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摄影就是对其生活的介入，改变了他们原本的轨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但中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你自己——为什么只是要通过这些照片获得“他们”生活的完整版，而不是为“你自己”的生活拼图增加一小块遗失的拼版呢？这些照片应该带来一种交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索取。别把这些照片当作玻璃——它们也是镜子。
不过，有机会还是一起来看看更多的照片，这里的空间有限。
杨利的照片儿（理发店老板娘）
杨利的故事，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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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双的照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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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先的照片儿（社区书记）
陈的故事点这里
8月 5, 2008
我从汶川带回9个胶卷，艾媚带回7个。
取到冲出来的照片之后，我乐得合不拢嘴，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又看了两遍，还是在笑。
艾媚拿到胶片之后，给我发短信，说自己超级开心。(艾媚的快乐，点这里)
也许我们都有些自恋，因为这些照片是我们的工作成果——不，你应该看看这些照片，兴许你会明白。这台小相机真的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成为家庭合影的工具；他们的拍摄没有任何技艺的追求，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观看方式——
喻师傅是司机，他很多照片的前景是自己面包车的前挡风，
蔓瑜是个小孩子，她照片里拍到的人都是仰拍，很高大，
小双胆怯，她的照片全是远远的观看，而与她差不多同年龄的小男孩陈泽超，据说是成都一个摄影师的徒弟，则很大胆直接地拍周围人的生活。
帐篷小学的娃娃都拼命往镜头前凑，照片里人头都很大
真的难以形容看这些照片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在给你讲故事，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也许是这些照片的无目的性打动了我，没有追求画面光影效果的目的，没有追求摄影题材独特能够得国际大奖的目的。在他们的照片里，生活如同往常一样继续，但是转过头来就能看到布满裂缝的建筑。
亲爱的摄影师们，请原谅我这么说，地震以来我看过很多作品，新闻、专题、深度报道，但是都没有这些照片来劲，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
另一个值得琢磨的事儿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小盒子。有两台相机收回了，一台是街边小吃店的老板娘，她的生意太红火了，没有时间拍照；一台是流动警务站的警察，你能知道他不能拍摄的原因。
我不希望成为小吃店老板娘，因为谋生而失去了看生活的乐趣，我也不愿意成为那个片儿警，被制度束缚，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我愿意成为这些身揣小相机，自在地走在路上的人，看见好东西，就按下快门。
喻安福的照片儿（茂县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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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的照片儿（威州师专学生）
阿美的故事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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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铭的照片儿（牛老寨帐篷小学志愿者）
陈金铭的故事，点这里
贴累了，明天继续。此外请注意：转载这些照片需要征得我的同意。（marchren#gmail.com）
7月 31, 2008
最近对摄影展览特别感兴趣。在我自己的经验里，似乎没有太多印象深刻的观展经验，大多数时候，都是匆匆忙忙地转一圈，然后就溜走，或者，参加展览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和老朋友见面找一个借口而已。
而英国摄影画廊最近开幕的这个主题为“时尚”的系列影展，即使在网上看，也让我感觉特有看头。
展览本身是一个严肃展览，成年人看会有自己的眼光，但是现场也会发给带孩子来观展的家长一份资料，指导孩子参与其中，我也把自己当作孩子，沿着这份资料的指引，真正地“看”了一次展览。
展览一：Danny Treacy: Them
从2002年开始Danny Treacy就变成了一个拾破烂的人，他把从垃圾堆里找到的衣服重新进行剪裁，缝纫，变成“新”的衣服，然后穿起来拍照。
给孩子的问题：
1
你在家里也这样装扮自己吗？
你会把自己打扮成什么角色？
你那些衣服都从哪里来？
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小时候是否也和你一样。
2
在这个影展里找一张照片，然后写下你在照片里看到出现了多少种服装，以及大概什么样的人会穿这些衣服。
3
用一些单词形容你对这些照片的感觉甚至闻到的气味，让你穿旧衣服会是怎样的感觉？
4
在下面这个图形里填涂你的作品，你可以设计一个人物角色，给他“穿上”你设计的衣服。
5
Danny Treacy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都看不到面孔，像一个幽灵。你觉得面具之下他的表情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或者他正在做鬼脸。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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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二：用摄影来对抗消费主义Photography against Consumerism: Hans Aarsman
在这里展出的咖啡桌上的东西意在充分利用摄影的方式拥有一样物品，而不是去真正购买它们。Hans Arsman在搬家的时候需要扔到不少东西，他于是给这些物品都拍下了照片，这使得他再次购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仔细思考，更多的时候他会拍摄这样物品的照片。
给孩子的问题：
1
你认为我们是不是有了太多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觉得自己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但是会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你能否想出别的方法可以阻止我们不断做这种错误的决定？
2
把一些你觉得已经不再需要的物品拿来，让展览的工作人员给你一台相机拍下照片，然后写下你拍的东西、你的名字，我们会在下一周展出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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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三：Fashion in the Mirror
这个展览是不同的时尚摄影师的作品集合，其实每一张时尚照片的拍摄有很多人参与其中，模特、服装、道具等等。
给孩子的问题：
1
这两张照片，是摄影师在沙滩上拍摄模特的场景，要有很多人的介入，才能拍到你在杂志上看到的那种照片。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钻在洞里的人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由一个人举着一片棕榈叶？
那个银色的反光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找一个搭档，你们可以分别扮演摄影师和模特，摆出各种姿势拍照，你更喜欢当摄影师还是模特呢？哪一个更重要。
家庭作业：
1，角色扮演——把你自己打扮成你想成为的人
2，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在学校里搞一个交换东西的俱乐部，大家可以分享玩具，而不是把玩具扔掉
3，做一本你的杂志——找一本时尚杂志学习一下，然后把你的家人当作模特，制作你自己家的时尚杂志，你就是艺术总监！
这些问题设计得真好，它们使得我也可以缩小几倍看照片。用一个孩子的眼睛看照片——有着独特的滋味。
7月 30, 2008
早上看了德国的Stern杂志发表的摄影师Mathias Braschler & Monika Fischer 组合拍摄的“中国人”，我猜想很多人都不会喜欢他们这组作品，cfp的图片编辑崔劲辉就提到，“有人说，照片中的中国人看上去都“不太高兴”，这样不太好；有些人说，外国还是在带着有色眼睛看中国，他们选取的都是底层的劳动者。”
其实我对这些照片的第一印象是——二流摄影师的作品。（我很反感这种为摄影师们分流分等级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暴力的专权式话语方式。这种粗暴的把人分类的说法令我感到恐惧——这是tintingwong的留言，他说的是对的）
不过，当我浏览了这个摄影师的网站，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对摄影组合一直在做肖像方面的体裁，他们拍摄了“东德人”、“瑞士人”甚至还拍摄了“美国人”，这些题目简直能够吓死人，但是他们却用最简单的思路切入，操作方法一成不变：找这个国家各种典型身份的人，甚至是满足人们刻板印象的那些人物，比如瑞士就是滑雪者，美国就是牛仔，中国则肯定是农民工、新富，然后寻找一个典型环境，用足灯光，用影室肖像的拍摄方法，拍一张很严肃的照片，就这样持续不断地工作。上面我们看到那个中国人系列似乎就是他们的最新作品。
中国人绝对不会这么干，脑袋瓜一转就会觉得这种方法太笨，实在太乏味了，如同一个月天天吃方便面。
但是Mathias Braschler & Monika Fischer 却仍然算得上是成功摄影师，他们在欧洲的展览出版工作都很顺利。
美国人的画册和作品
我一开始不喜欢这组照片，就是因为这组照片太笨，表面化地结构中国人，明显的人造光的痕迹，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但是看过他们的全部作品，在他们的网站上也发现一些他们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比如提到自己的“美国人”系列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组“photo essay”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图片故事。
这就对了。其实，千万别拿桑德的《德国人》和这组照片相比较，他们完全是在两个不同领域展开工作，这组东西是标准的为杂志拍的活儿——悦目、有一定信息量、可以快速消费——他们做的是产品而不是艺术。
我的阅读和摄影师的作品产生了对接之后，我开始有些钦佩他们这种“笨笨的努力”，比“聪明人”要强，那些想做艺术的，都摆出了要一鸣惊人的架势，结果是，出了很多点子艺术家，但缺少了把简单工作做好的精神。
这个摄影师还有一个系列，我觉得还挺不错，就是<球员面孔>，都是球星的大脸，摄影师说“所有人都爱足球，你看这些人，不分宗教、种族和国籍，在球场上，人们只关心他们怎么踢足球。”
7月 24, 2008
早上去给喻川送相机，接头地点是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距离我上一次看升旗已经十多年了。
喻川是北川中学的孩子，地震中失去了双亲。由于我们的据点在汶川，送给他的相机时间只能延后，而恰巧他有个机会来北京，我就又把这台机器从汶川带到了北京。
昨天喻川给我发短信说他到了，住在北七家，今天看升旗。时间地点于我都不合适，我就跟他说回头再约。
晚上临睡觉前一分钟突然醒悟，喻川肯定没有相机，升旗、逛故宫，他一定很想拍东西，我太愚蠢了。给他发短信说早上去给他送机器，“真的？”他显然十分开心。
仪式就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匆忙交接了相机。
想给喻川拍张照片。但升旗结束之后，他却一直被相机围着，最后上来一个手持摄像机的老外，要求几个孩子挥动手中的国旗，嘴里同时喊中国加油，奥运加油。
我想我还是撤吧，走了很远，还能听到“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我慌慌张张地离开广场，不小心碰到几个学生——灾区音乐夏令营，他们身上的体恤衫依稀写着这样一些字。
北京今天早上天气又是灰灰的，我总觉得，升旗的那个时刻应该是霞光万丈。
希望喻川能在北京玩得开心。
7月 23, 2008
帐篷小学 失败的摄影课
在汶川我当了一回小学摄影老师。发现比教大学生要难。
晨曦小学是一所在菜地里建起的帐篷小学。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刚刚在田头露脸，里面的孩子就炸了营，有人喊，记者来了。紧接着，我听到了歌声——是北京欢迎你。
艾媚的聪明无人能敌，她说，要不我们把相机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每人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胶卷带回去。你可以在这里先给他们上一堂摄影课。
听说要给孩子上摄影课，我来了劲。
这个班是五六年级的合班，有个名字叫做飞翔。他们的老师挺严肃的，只给我很短的时间。底下的孩子眼睛都不眨地望着我，我竟然有些慌神。
黄胜春摄
“这台相机，你们每人只能拍一张，想拍什么？”呼啦，举起一片手。
“我要拍晨曦小学的牌子。”
“我要拍我们的老师”
“我要拍地震破坏的家园”
还有一些我忘记了，总之，他们说话都很书面语。
他们一个个地出去拍照，剩下的人，我们开始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颜色：绿色。。，喜欢什么形状：圆形，不，心型，——老师有一个要求，我们能给您表演《感恩的心》这个节目吗？
前几个人拍了一些周围的景物，这时候有个小男孩问我：可以叫人出去拍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后面的孩子，也都开始叫自己的好朋友出去拍合影。
我和帐篷里的孩子接着聊天。
“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天安门广场的风大吗？”
“长城有没有震塌？”
“地震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话题又回到了地震，但是这几个问题还是很有创意，只是他们的照片依然拍得很沉闷。而且拍照的风向开始转变，他们要拍我，拉着我和他们的老师合影。这实在太规矩了，我觉得我想象中孩子肆无忌惮地拍摄的样子，在和一种很强的势力的抗衡中似乎败下阵来。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这堂摄影课没有教好，有我的原因，一上来就以一个北京来的老师自居，排排坐的孩子排排坐去拍照，在一种默契中，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套路。
小孩子难教，因为成人的言行都如镜子般在他们身上映照出来。
喻师傅 小魔盒
我们的第一台相机发给了茂县的喻师傅，他是带我们从九寨沟到汶川的司机。
拿到相机之后，他就随身带着，看到前面有工人在修路，他就拿出来叭嗒按一下；看到远处的山体滑坡，他就问我，“我的相机能拍到那么远吗？”
我从汶川离开去九寨沟机场返回成都，也是他送我回去。尽管他年纪比我大，却总是称呼我为“任姐。”
我们一直赶路，快到机场的时候，时间还有两三个小时，于是便放慢速度。此时，小面包车开始沿着山路向上爬行，风光出奇地好，远远能够看到雪山。喻师傅忽然停下车，拿出相机跑到路边开始拍照。
喻师傅很审慎地蹲下取景，好半天，才按下快门，我从来都没有觉得相机是这样好的一个东西，那一刻，我发现这小盒子很有些魔力。
初一就辍学，种地，干木工活，然后开始跑车，熬到妹妹们长大了，现在则为自己两个孩子的未来拼命努力——在喻师傅这么多年匆忙的旅程中，这恐怕是他第一次停下来欣赏这一直存在于他生命中的美好事物。这条机场路他跑过很多次了吧，他的客人们一定都为美景赞叹不停，不知道多少高精尖的摄影设备瞄准过这里，但是只有这一刻，存在傻瓜相机里的那张照片，它是属于喻师傅自己的。
机场，喻师傅一定要陪我等飞机，我则让他一定赶快走，因为天晚了，他还要走山路。他执拗不过，答应了。就在我们要告别的时候，他忽然提出要给我拍照。于是，站在机场候机楼前，他用他的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然后我用我的机器给他拍了一张。
他离开之后，我心中五味杂陈，我觉得我必须把这种感受记下来，写着写着，竟然眼泪掉了下来。
我一直鄙视到此一游的留念照，但是在喻师傅给我拍照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摄影，其实就该是这样，摄影是一种沉默的告别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他用自己的相机拍下我的照片时候，一种一直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种所谓北京人和山里人的压力，顿时被消解了。
今天，说得有些多。大家应该去看网易胜春和艾媚的博客，他们比我呆的时间长，工作更辛劳。黄胜春的：点击这里；艾媚的博客，点击这里
50台小盒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至于照片，那只是这一活动的副产品……
7月 22, 2008
内伤
并非刻意安排，进入汶川县城的时候，恰巧在两点二十八分这个时间段。
从表面来看，除了随处可见的帐篷，这里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当地人却把汶川称作没有倒下的废墟。建筑物布满了裂缝，到处画着“危房”的标记。
下午5点左右，又一个五级余震狠狠晃了一下，和我们在一起的汶川人笑着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疯了。”——就在刚才，我们在街上碰上了一个疯女人，她大喊大叫地走着，据说是地震后才这样的。
很多人都问起，为什么要去汶川发相机?那里并不是地震最严重的地方。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是，由于主持这个项目的网易之前在这里做过多次报道，为我们的行程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在汶川周边也有着不少受灾严重的乡镇。另一个原因则是“汶川”已经不是一个地名的地名了，它是这次四川大地震的象征，它不但在那个时刻把地震波辐射到大半个中国，同时也会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不断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日子，到这个看似平静的城市，展开探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这个城里只呆了三天，没有遇到死亡和声嘶力竭地哭泣，甚至在帐篷里和羌族大哥们喝酒吃肉，但是，现在让我回忆那几天的生活，眼前闪现的却是一双双忧郁的眼睛。——他们的内伤你根本无法窥探。
龙溪乡 回家的路
和我一起去发放相机的是网易的艾媚和胜春，我们三个很投缘，合作非常顺畅，我和艾媚离开之后，胜春还要呆在当地对持有相机的人进一步辅导，收集胶卷，他会非常辛苦。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那些“有故事的人”，相机的发放进程很缓慢，差不多一天能发10台。我们在汶川县城和附近的村寨找人聊天，寻访，希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寻找面临不同生活压力的人们。我离开的时候，三十台相机分别发给了人力车夫、理发店老板、小吃店跑堂的、孤儿、老人、农村妇女、高三学生、帐篷小学的志愿者。。。。
第二台相机发给了羌族少女阿美，她的母亲去世，父亲被猎人误伤而瘫痪。
阿美在分发碗筷，这顿饭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如此丰盛，他们拿出了家里最后一块腊肉。
阿美家所在的龙溪乡安置点是我这几天去的最多的地方。为了躲避震后的山体滑坡，全乡整体搬迁到山下。当我们到达这个容纳有六千人的帐篷居住点的时候，村民正在和村委会激烈争吵。仅仅住了一个月，他们要再次搬家，回到山上展开生产自救。但此时，他们面临的是空荡荡的家园，房子塌了，庄稼死了，牲畜也没有了，大部分人不愿意搬回去。
龙溪乡帐篷安置点
我们决定给将这里的人发放相机，请他们记录下自己的故事。
第一台相机发给正在搬家的马艳，此时却引起了一场混乱，围上来了一群人，她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台相机，七嘴八舌的人们把艾媚围到了中央。
“你想用相机拍什么呢？”我决定用这个问题甄别究竟发给谁。
“我要拍大山里的风景，拍天空，拍庄稼，拍那些好看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位身穿羌族民族服装的大婶用很大的声音回答，她这串连珠炮的回答立刻把我们征服了。 
要拍大山风光的羌族大婶
在这里还送了一台相机给震之前就失去双亲的小双，刚见面的时候她很害羞，周围人说她有些自闭。她一直低着头，就是把相机塞到他手中的时候，她也是低着头按快门。
我觉得可能是一群人围着她显得不自在，让她出去拍10张照片后回来。才没多久，她就举着相机回来了，36张全部拍完了。送我们走的时候，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她立刻掏出小心揣在衣服兜里的相机。但愿这机器能够给他带来快乐。
小双
龙溪乡的最后一台相机发放给当地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县城找到我们的，乡的人来县政府上访，他请我们去拍照，“你自己来拍吧，你也可以是摄影记者。”这个曾经在松藩跑过车的小伙子，是学得最快的，匆匆忙忙就带着相机去拍在县委门口的自己的乡亲去了。
阿美的第一张照片是拍全家人吃饭的场景，我发现很多拿到相机的人都先是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人，这种很俗气的摄影举动此时却让我感动。龙溪乡的很多人还是响应号召搬回了山上，山路很难走，绑在拖拉机上他们全部的家当是床垫、席子和炉子。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回家，仍旧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7月 9, 2008
Joe Mcnally几年前来人民大学做讲座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博，所以颇有些孤陋寡闻，这两年在博客上的游历让我慢慢搞懂，在美国要是给杂志摄影师排个座次，这家伙怎么也在前三名之列。
Joe也开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到目前为止，他写博客的兴致还很浓厚，希望他也能像我一样孜孜不倦。
如果你不太了解Joe，也许听说过911之后的一个摄影项目，用超级巨大的宝丽来给消防员拍摄真人大小的照片，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就是Joe，他最新的一篇博客讲述了这个项目操作的全过程，整篇文章就那么杂七杂八地谈着，很亲切。
Joe在这篇博文里先是回顾了911双塔依然存在的日子，它们的身影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闪现，甚至他还精力旺盛地爬到北塔上拍摄拍照。
但是这一切都随风而逝，911之后，那里剩下的只有断壁残垣。
“现在该干什么？”，我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如何面对这些悲伤、愤怒与怀疑？我该做些什么？不管在哪个层面，不管那是多么小的努力，我该做些什么？
我是一个摄影师，我唯一可以奉献的是照片。但是我不想如同我的同事一样，跑到街上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干这个，我恐怕不能再给他们锦上添花。我就呆在家里，花更多时间陪着我的孩子，也非常焦虑地思索着。911之后我第一次带相机出门是为体育画报完成一个任务，拍摄体育明星们在灾难中的表现。
Joe忽然想到了自己一年前曾经用过的一台非常特殊的相机，能够拍摄真人大小的宝丽来。相机有一个汽车车库那么大，镜头来自U2间谍飞机，光圈开到f/45，景深才有1英寸，但是相机没有什么调焦装置，只能靠让被摄对象前后一点点移动来获得清晰的影像，也没有快门，如同古老的暗箱，靠镜头盖来控制曝光时间长短。整张照片最后是40″x 80″大小。
能否用这台相机拍东西?
Joe立刻写信给时代华纳集团的总编，这是一个能够拍板掏钱的人。
他在周一早上把钱交给我。压力顿生。这是一笔巨款，十万美元。他看着我的眼睛不紧不慢地说：Joe ，要是你花了两万美元，我没有听到任何响动，没关系。但是要是你花了十万美元，也如同打水漂，那就有麻烦了。他拖长了音说那个词：有……麻……烦！
Joe的想法是，要把相机当作一种人性化的工具，给人们造像。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站在相机前方来等待自己肖像的完成，安静地，在黑暗中，等待那么一刻，闪光灯亮过，肖像作品诞生。一般来说90%的拍摄都是一次完成，因为那一张宝丽来相纸就是300美金。这台机器很争气，有的时候从早工作到晚要拍大概40张照片，机器仍然撑得住。（机器的租金是2000美金一天）
最后的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中央车站开始，连续在7个站点展出，一年之后又重新在纽约展出。照片和最后的画册赢得了很多赞助。时代集团和摩根士丹利都赞助了不少钱，三周之内卖出了四万美元的图书。
Joe的收获不仅仅是这些，他和被摄对象成了好朋友，并且不断地回访他们，继续给他们拍照。在他的博客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被摄对象当时和几年以后的追踪照片。
但是这批照片给Joe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那就是此后7年，他要为保存这些照片支付一大笔费用。
“有的时候，我就耸耸肩对自己说，这是一笔投资嘛。而有的时候，当我没有工作，整个行业不景气，工作室将近崩溃的时候。有些晚上我睡不着，我就想，好吧，我去找我那些消防队的朋友，把这堆照片丢进火里，烧掉完事儿。”
这中间有很多艰难曲折，我就不翻译了，但是好消息是，Joe终于得到了一个器材经销商的支持。这个，其实也是joe的博客的由来，他的博客上挂着这家公司的广告，他们也会合作搞一些摄影培训项目。
Joe的新书“the moment it clicks”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他称得上是闪光灯用光大师，好消息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已经拿到这本书的中文版权，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中。
7月 2, 2008
当我看到Mario Testino为7月份英国版Vogue杂志拍摄撒切尔夫人的消息，为之一振，眼前浮现出各种场景。
Mario Testino，秘鲁人，时尚界最为宠爱的摄影师，不过，他最出名的是还是这个称号：最后一个给戴安娜王妃拍照的摄影师——那是戴安娜车祸身亡之前的五个月，Mario Testino接受名利场的任务给王妃拍照，这是戴安娜最后一次安静地坐在摄影师的镜头前。
Taschen，这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出版社（当然，他们出版的图书也具有一流品质）抓住这个卖点，集纳Mario Testino所拍的戴安娜的照片，出版了纪念版本的画册，这本书目前似乎已经卖空。不过你可以到Taschen的网上去，他们搜集了所有刊登Mario Testin拍摄戴安娜故事的媒体的资料，很多有pdf版本下载。
Mario Testino的时尚摄影风格大胆且多元，当然你也可以称他为“情色时尚摄影师”，因为时尚圈儿目前就讲究这个，他出版了反映时尚幕后的画册“let me in”，标题就有够情色。
这样一个摄影师拍撒切尔，你觉得，那要什么范儿呢？
我先是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一张“标准照”，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检索了好几家报纸，哦，没错，就是这张了。
这位铁娘子，已经82岁祖母级的英国前任首相，仍然对拍照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苛刻，她仍然秉承着穿蓝不穿红的风格（红色是工党的颜色），拍照结束后还要对照片仔细查看，“这里有很多褶皱”她指着自己的外套，“脖子下的阴影太重了，能否调整一下。”
Mario Testino花了一下午拍照，这是撒切尔夫人第四次专门为一本杂志摆姿。
铁娘子最经典的一张肖像照是另一位情色时尚摄影师Helmut Newton在1991年拍摄的，纽顿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我请她严肃一些，她说，如果不微笑，整个人都会显得很难看。”
照这样看，不管人们怎样诟病annie leibovitz拍摄女王的照片，那还是很不错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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